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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十)----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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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3月,带着一腔青春热血复员回到了家乡,踌躇满志地踏上了辽源的土地,决心要把在部队学到的技能全部奉献给自己的家乡建设。70年代中叶,形式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各城市都已经建立起新的权利机构——革命委员会,工厂基本恢复了生产,中小学校也相继恢复了教学,只是弟弟妹妹手中的小学《语文》课本变成了毛主席的红宝书,自然课本也羞答答地改了名称,叫《常识》,看到这些新奇的变化脑中当时浮现出许多疑问,呀呀学语识字的孩童能读懂毛主席的政治文章吗?的确那些孩子就是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学习语文的,这个疑问后来真的被证实了。

  老三届后面学生的命运更加悲惨,这批学生头脑中的知识几乎是空壳,他们被沦为政治的“祭品”,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培养了一批文盲加流氓,传说有个故事,那是初中考试时有一道作文题,题目要求要写贵族人群……要带有爱情内容的…..神秘一点的….最好带有点宗教色彩,有个学生只写了三句话就交卷了,老师接过来一看差点晕过去——女王怀孕了,谁干的?天哪!

  文革后期这批小学生,混了九年后虽然也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而实际的文化水平连小学生都不如,其实我没有嘲笑这批人的资本,如今的结发之妻也在当年这个队伍当中,只读红宝书长大的孩子怎么能懂得物理常识呢?记得一次妻子卖回的豆腐放久了,里面散发出来一股刺鼻子的酸味,经济短缺年代舍不得随便丢弃食物,就在锅中加入一匙苏打,立刻消除了豆腐酸味,神奇的效果令她错愕不已,不明白最基本的酸碱平衡原理,和这批人打交道时常会弄出许多令人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这都不能怪他们,是无耻的政客们阉割了血气方刚的一代人。

  回乡后感觉政治气候有了一些改变,尤其是邓小平复出工作的消息最令人兴奋了,曾经在国内唯一能够窥探外部世界的报纸《参考消息》上看到外国记者这样写着:“文革”初期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在1973年戏剧性地复出,“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 1973年戏剧性地突然露面,曾使中外惊讶,舆论关注。因为邓小平的复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在混沌的年代,人们受够了政客们的愚弄,感觉到邓小平是个谦虚务实的领导,尤其是他的“黑猫白猫”理论颇得人心,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国家变革,哪怕是一点点的变化都会令人感到希望。
遗憾的是国家这艘政治大船带着自身强大的惯性依旧在向左行驶,要改变它谈何容易?与文革本质上一脉相承的政治运动还在疯狂地进行着,大街上随处可见十分醒目的政治标语,孔孟之道成了批判的新靶子,有许多的人喜欢出风头,总是跳出来搞些耸人听闻的题目来,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走资派还在走…….批林批孔……似乎什么东西都要拿出来批判,邓小平的积极主张很快就被浊浪淹没下去,强势的极左思潮依旧左右着整个国家。

  回到久别的家乡,看到文革在近十年中将社会糟蹋得不成样子,年轻人心里带有一种特殊的理想冲动,血液中时不时的涌起一种责任和义务,暗自下决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故乡的建设当中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到家后第一次走出家门就遭到了当头一棒,那是回家后的第二天,复原兵都要到当地灯塔派出所,办理户籍落入关系。在派出所里遇上个牛B的户籍员,他那傲慢的态度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站在柜台前面的办事人都在必恭必敬地向这个身穿白色警服的年轻人递烟香,只见他眼睛也不台一下,十分不屑地将烟卷丢在一旁,看那个动作非常娴熟,桌边已经堆满了白花花烟卷,显然有求于他的人太多了,站在排队后面的我开始有点同情这个户籍员了,他太忙了,相信干什么都不容易。

  走进派出所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办事效率太低,每天来这里落户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只能耐着性子排队等候,站在队伍中欣赏柜台上办事人的谈话来打发时光。普通百姓大都不懂办理程序,又没有地方咨询,只好排队等到柜台前再打听个究竟,办户口的人三四句问话都换不回来一句回答,更可气的是户籍员一句漫不经心的答话能让你空跑几天。等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了地方,一打听还要先到所在地街道盖章再来,一听这话那个气呀,为什么不事先写一出个告示呢?灯塔派出所离我家驻地有七八公里远,就为了盖那一个公章,支得你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极简单的一件事,却硬是要搞得如此复杂?是谁把这些特权人物娇惯得如此专横?

  户籍关系是件重大事情,你还不能和他赌气,没有这玩意不能办理粮食关系,也就没有购买每月35斤供应粮的资格,涉及到生存吃饭的生死攸关大事,谁都不敢怠慢。在派出所办理落户关系,这里规定每星期只有指定的周三周五两天能办理,其它时间一律不办。也罢,这是人家形成的规矩,不遵守也不行,等着吧,最多也就一个周期七天。只好乖乖地等了近一个星期,那是周三的一个午后,顶着骄阳又徒步走了8公里,按那个小警察告诉的日期来到了灯塔派出所,这次那小警察又说星期三下午学习不办工!你怎么不上午来?那个人在椅子上悠闲地抽着香烟,也没见他们在学习,而是在闲聊……听了这话那个气呀,你为什么早不说下午学习?

  从当兵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再也忍不住火与他争吵了起来。当兵的在部队里从来不吃这一套,根本不知道惧怕警察,外出执勤时敢与警察对打,可是忘记掉了,现在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了,军装脱掉后可就完全是两回事了。顿时,那个小警察露出了一脸凶像,狰狞的面孔很像恶狗呲牙咬人前的姿态,旁边的几个警察马上冲过来成了他的帮凶,不由分说推桑着把我关进了小屋里。那个小屋是临时关押疑犯的地方,四周全是钢筋焊接起来的铁笼子,还拿出了哗哗作响的手铐威胁说:你小子胆肥了,敢在这里撒泼,今天我非要拘留你不可……

  东北的警察拥有巨大的特权,高高在上的职业养成了他们居高临下的办事作风,和老百姓说话如果不是熟人就像审问犯人一样口气,说话总是带有职业特征,只说带有质问口气的上句,很少说下句,差不多个个都牛B闪闪的,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一帮职业流氓。与户籍员争吵了几句就无故被关了起来,心里那个气呀,牙齿咬得咯咯响,恨不能冲上去把那小子撕碎,这事让谁都是难以下咽,在淫威之下有什么资本敢与强权抗争?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心情慢慢平复了过来,为了不吃眼前亏,只好“低头认罪”写了一份检讨书才放人。

  出门的第一天就碰了个满头包,心情格外不爽,这就是我的家乡吗?让人更不爽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因为你服软写检讨就化解了,由于冒犯了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本来因该给办理的落户手续硬是被搁置了起来,并且放话一定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复员兵“整出屎来”。经过几番折腾,原生态的锐气折损的所剩无几,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了,常言说站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后来和邻居姜家说起此事,获悉那个户籍警竟然是朋友姜家的亲属,通过这个关系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了下来,如果不是这样,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情来呢。回到家后的第一个回合就让人打了一个寒战,心目中的家乡并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

  1975年的春天阳光格外明媚,清明节过后,沉寂了一个冬季的天地开始复苏,杨柳树准时地吐出了新绿,田野里的庄家长出了嫩绿的幼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家乡满园春色的景象又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回归故土是人生快乐之事,想起身披戎装的异乡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自己家乡的山水,然而这场意外的落户口风波让身心备受伤害,一股郁闷的情绪憋在心里总是振作不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更为可气的事情接踵而来。
经过一番努力,跌跌撞撞总算把户口落上了,心理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庆幸自己闯过了这一劫,这辈子天生耿直的性格像爸爸,看到不公平地事情总喜欢打抱不平,容易得罪人,更处理不好官场的事情。那天中午办理完最后一道手续回家路上,头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适应家乡的新环境呢,命运里注定要在这快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要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来呀,难道要昧着良心去学习溜虚拍马吗?心里泛起一阵恶心,苦笑地摇摇头,这辈子是不可能了,不能委屈自己去做违心的事情。快到家门时,思绪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过来,老远就见到一群熙熙攘攘的小学生在几个老师的带领下围在家中的院子外面。走上前一打听说是响应上面号召,来拔“资本主义秧苗”的。老师们领着孩子们在院子外面呼喊口号:“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几天前就曾听到过这个传说,那时还不相信真能有这荒唐事,看到眼前的情形不能不让人错愕,家中院子中间有好大一片菜地,里面种满了豆角、茄子、土豆、苞米、生菜、黄瓜之类的蔬菜,是这个菜园子维持了家中八口人的生计,是一家人维持生计的命根子,见到这眼前的场面再也按耐不住了,胸中一股火苗子立刻窜了起来,跳到院子中央大声质问带队的老师: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那脆弱的小苗犯了哪条罪过?

  由于家中有院墙的阻隔,那群孩子没法进来拔苗,只好在外面嚷嚷,用锄头咚咚的拍打大门。刚刚受到那场落户口的窝囊气还没消除,今天也没招谁惹谁竟然欺负到家门口了,这件事就像一根导火索顿时引爆了内心蓄积已久的怒火,从房间里嗖地拎起一根铁梨木的长棍子就冲了出去,高声喝道:这里是西安矿职工的住宅,不是你们农村的自留地!哪个胆敢冲进来拔苗,老子今天就跟你拼了!那根铁梨木棍是看家护院的武器,质地坚硬和铁器差不多,还有很好的韧性,用力抡起来砸到头上,堪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准能打得脑浆迸裂。那群孩子和老师见到这个不怕死的人冲出来都愣了神,口号声嘎然而止,他们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大胆的人,据说前几天辽源某某公社有人用武力抗拒“拔苗”被当成资本主义典型给就地政法了,从师生们得意的表情看出,那是在说你真不想活啦?

  声势浩大的拔苗队伍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立刻形成了经纬分明的二个阵营,一面是代表上层政治意图来拔苗消毁庄家的师生,一方是当地居民,代表着普通黎民百姓,双方剑拔弩张对峙了许久,互相责骂引来了越来越多当地老乡围观。这期间始终没有人敢闯进院子来强行拔苗,估计也是理亏心虚的缘故。围观的老乡愤愤不平地指责学生,西面邻居家李老太太拄着棍子出来站在门口大声骂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拔天苗有罪呀!你不怕报应吗?你们老师就是这么教孩子吗?……

  双方互不示弱僵持了很久,看那势头估计是有人打电话报告了上级。快到中午时分就见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一副政治干部模样的人大摇大摆的走过来,那个人满脸的阶级斗争,一张嘴就说道:我们这可是执行“政治任务”,上面号召一律不准许种私家田园!听到这种乏味的政治说教心里一阵恶心,毫不软弱地回敬了他一句:我家种的菜是自己吃的,又不是出去卖钱,再说了这地是属于西安矿的,又不是你们农村的自留地!那个领导立刻扳起脸: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准许你种田!听到这话觉得有空子可钻了,心里顿时想出一句话马上把他顶了回去:毛主席当年还带领359旅开荒种地呢,也算资本主义?那个政治干部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丢下一句狠话:咱们走着瞧!

  这件事真快把人气疯了,浑身都在颤抖,手握棍子凶神恶煞地横在了大门口,心中暗想豁出去了,谁要是胆敢翻墙进来,今天就用这个鉄梨木棍子让他脑袋开花,头脑里顿时勾画出一副可怕的泄愤景象,那根木棍被轮成一道圆弧,噗的一声狠命地砸下去,只见脑浆迸裂如万朵桃花开……接下来的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常言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人要抛开了生死,还有什么可畏惧呢?使用暴力终于保住了那满园子葱郁的小苗。

  下午一点多,拔苗大军在群众的责骂声中离开了,这时恰好爸爸下班回到家,他在社会上混了一辈子,对处理社会政治事件很有经验,他感觉到今天这个事态不妙,非常后悔没有在场阻止儿子的鲁莽的行为,这次风波不是一般的纠纷,可闯下了涉及敏感政治的大祸,他一边告诫说:什么气都可以赌,就是不能拿政治赌气!一边紧急找熟人疏通,想尽办法来平息这场非常的风波。由于“拔苗运动”实在不得人心,是一场灭绝人性违反天条的行为,拔苗的运动在推行过程中屡屡受挫,群众的反应十分强烈,抗拒拔苗的问罪行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这场荒唐的运动就悄悄的销声匿迹了。

  拔资本主义秧苗的运动不知道是什么人发起的,据说又是东北某个狂人的政治作秀,为了抬高自己政治地位故意唱高调,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搞什么哈尔套大集来扼杀农村的自由集市,搞拔资本主义秧苗来取缔乡亲们的自留地,那势头比大跃进运动来得还要凶猛。这场拔苗行动开始没有多少人响应,没有人原意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于是拔苗的动员工作首先安排在矿务局中学里进行。中学的孩子都大了,多少都明白些事非,师生们谁都不肯下手去摧残那无辜的小苗,致使这个行动遭到了众人无声的抵制。拍马屁的人哪里都不缺少,为了迎合上面的意图,丧心病狂的领导瞄准了无知的小学生,由小学生组成的拔苗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农民的自留地里。队伍所到之处,刚刚出土的禾苗被雨点般的锄头一阵砍杀,顷刻之间青葱碧绿的庄家被捣成了烂泥,无助的人们只能站在一旁落泪悲泣,矿工们自己开的小片荒也没能幸免,全部被铲平,社员大娘躺在自留地里撕心裂肺地打滚哭喊……

  为什么要拔掉秧苗?是物资极大丰富了吗?那个时段最底层的人们还吃不饱肚子,一日三餐咸菜拌饭是常事,每个月只有3两豆油、半斤猪肉供应,市面上还见不到鸡蛋出售,所有生活必须品都是限量配给的,连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都必须凭票购买,更不用说布票、粮票、蔬菜票、肥皂票、洗衣粉票……十亿中国人还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以下,那分明是一种政治癫狂,这场拔苗闹剧在五千年发展史中留下了最无耻的一幕。现在的人们回望那段历史,很少有人能相信是真实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已经渐渐远去,可是文革的余毒还像白色幽灵一样在人们心中徘徊,那场劫难留给人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回到家乡看到当年许多靠造反整人起家的投机分子,还在用相同的手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有许多人已经爬到了领导岗位上,依旧呼风唤雨欺压百姓。当纯朴善良的人们看透了那些施展政治手腕的家伙后,失去了人性中仅存的一点点信任感,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与人之间变得自私与麻木,社会风气日渐衰败,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以往那些空洞的政治说教早已丧失了它原有的魔力,“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一类的口号已经成了被人讥笑的口头禅。有许多人抱怨现在社会风气败坏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实质上他们没有看到现象的本质,这一切祸根都是源于那场罪孽深重的文革,这是一种空前的信仰危机状态所造成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精神支柱来维系,不能缺少信仰。我们中国人此时的确很悲哀,重新回到过去相信神信鬼已经不行了,如来佛组的金身在除四旧时已被红卫兵砸得粉身碎骨,土地山神也没能幸免,就连灶王爷在文革中也被赶尽杀绝,至于去信什么天主教、基督什么的,也许是欧洲离我们太远,那时还没有传教士来到这块土地上宣传玛利亚和耶稣,所以没有时兴起来。

  人们没有了信仰头脑成了真空?于是大家变得越来越现实,转而开始信权、信钱,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变得淡漠,人们越发的自私自利,不再担心良心的谴责,社会的责任感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荡然无存。聪明的东北人率先发明了钱权交易的游戏规则,那时候大家普遍不富裕,开始玩的还比较小,有个时髦的名称叫“走后门”,我们家乡在全国26个省份中首开先河盛行腐败,如果追述腐败源头,相信他的根源一定在东三省。从回乡递交档案的那一刻开始,就深深体会到了,不送礼一事无成……。

  现在有许多幼稚的愤青看到当前社会上出现阴暗面的东西就抱怨,还发出了怀旧感慨,说什么在毛泽东年代就没有腐败……渴望社会回归到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愚昧加偏执的意识,可怜的年轻人: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报纸会时常披露官员腐败的消息吗?你真的相信在没有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大公无私的神话吗?事实是,并非没有腐败,而是我们知道的得太少。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是会看病的医生,甚至是电影院收票的把门人。

  在大量知青下乡回城的生死轮回中,谁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办主任,是一切手握权柄的有能力给予或夺取的官员。多少知青在为回城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贞操、健康。这是一代人永难遗忘的梦魇,永难平复的伤痕。王朔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说有一段山东快书,是一个大队书记对一个想要入党的女积极分子说的:“当里格当,当里格当,你要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这话是有些低级粗俗,但它揭示了一个无可否认的腐败现象,由此可见,今日的腐败,正是昨日种下的祸根。

  当时辽源市电子工业比较发达,有十几家无线电厂,按道理说理应进入业务对口的行业工作,在民政局里,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复原兵,在用心地向接待安置官员介绍自己的“专长”,那位领导正用鄙视的眼光不屑地瞧着你,意思是你真是个大傻冒,技术有什么用?只因没有那层利害关系,手中也没有硬通货去疏通,又是个男人,更没有漂亮的姿色可以奉献,这袋写着贾柏青名字的军人档案变成了垃圾一样,被退回到了辽源矿务局。 当时矿务局的就业形势更加糟糕,回到矿山后就更没有了选择的余地了,一群矿山复员兵象一批等待安置的难民一样,成了社会的负担。常言道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摆在这批复员兵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下井当采“煤矿工”,要么到矿务局水泥厂当“烧窑工”。这二个工作是辽源矿务局中最低下的工种了,一个是工作在离地面几百米,充满危险恐怖的地下采煤现场,另一个是乌烟瘴气的水泥厂烧成车间,全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通常都是从农村招来的民工才干这个活。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情景很像潘多拉魔盒中出来的魔鬼,允许救他出来的人选择几种死法,为了生存,为了那39元的工资,二弊相权取其轻,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水泥厂。

  70年代水泥厂的工作环境就别提了,走进大门一股浓烈的煤烟味扑面而来,高大的烟囱和水泥储藏罐矗立在灰暗的空中,罗茨鼓风机、鄂式破碎机、球磨机、输送搅刀,所有的机器都在隆隆作响,震得鼓膜都有些疼痛。建筑物上积满了像下过雪一样水泥粉尘,一阵风迎面刮过来,口中眼里就会填满“物料”。上班的第一天破败的景象搅得人心灰意冷,那年从部队分配来水泥厂一大批复原兵,报道当天大家集中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开会。这个工厂的管理很差,厂办公室比外面干净不了多少,办公桌象被狗啃过的一样高低不平,椅子坐上去不敢动,如果没有记性的人随便前后摇动一下,那椅子缝会狠狠地咬住屁股上的肉,令你立马大叫一声跳起来。

  从军队一流的科研院所一下落进烟尘滚滚的水泥厂,好像从天堂掉进了地狱。那批复员兵分到水泥厂的一共有三十多名,厂领导站在队伍前毫不避讳的喊话:你们谁还有关系赶紧找!谁的身体不行也赶紧说,水泥厂可没有好活干,全都是出苦力,有烧成车间和研磨车间,烧成车间工作在30多米高的立式窑炉的顶上,高温高强度,是水泥厂最累的工种,研磨车间相比之下稍清闲一些,但是粉尘最高……

  复原兵们像战俘集中营一样接受训练,教官就是厂里的民兵队长,大家还像当新兵一样的在操场上立正稍息,从眼神中看得出这时的心情很复杂,不再具有新兵的激动和憧憬。经过几天训练过后我被分配在了研磨车间里,这个车间是水泥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烧好的熟料用球磨机研成细粉就是水泥了。巨大的球磨机轰轰隆隆地转动着,机械搅刀不停的将水泥粉末输送到下一道工序,车间里的粉尘遮天避日,上班时为了防止患上矽肺病,要像防化兵一样带上防尘面具,带着面具不仅呼吸困难,看上去就和猪八戒的面孔一样丑陋。每天工作在高粉尘的环境里,穿工作服时只能赤条条的套进去,不能穿短裤,否则汗水与水泥混合后就变成了“商标混凝土”它能连同你的体毛“浇注”成一体化的水泥块子。
  如果带普通口罩要带二层,那样都会被粉尘穿透。头发上沾满了水泥粉尘,下班后头发被水泥胶在一起涩碌碌洗不开。我的工作是把那巨大的球磨机中的钢球连同残存的水泥粉倒出来,挑捡出开裂损坏的钢球,再把好球重新装回球磨机中。那钢球好比运动场上的铅球差不多大小,用大板锹一锹一锹地将钢球抛入一人多高的球磨机口,每一锹都有几十公斤,那可真要好体力。还好那时年轻力壮,最可怜的是我那双白皙柔软的双手磨出了一个个血泡。

  水泥厂是三班制工作,每月要上二十天夜班,与我为伴的是一帮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年妇女,这些人是辽源矿务局企业中被精简后甩出来的家属工,工作表现好的往往不会到这里来,来这里混事的十有八九都是刁钻泼辣的家庭妇女。女人最大的缺点是嘴巴不停地讲话,喜欢评论所有感兴趣的事情,最难以容忍的是每天要聆听那些家庭妇女们讲述低级粗俗的下流故事。

  女人居多数时同样可以调戏男人,研磨车间除了班长就是我这个复员兵是男的,那些结过婚的妇女们有恃无恐,专门喜欢卖弄难以启齿的荤臊话,现在才明白,酒桌上的故事不是男人的专利,在这里我简直成了她们的开心豆,一天吃过晚饭后,女领班起身当着大伙的面喊了一声:小贾来!还以为她是要分配什么工作,也急忙跟站起身来,她接着又说了一句:走!跟我们上厕所去……,听了这话脸上好像挨了一巴掌,那尴尬的场景把人羞得满脸通红,她们得意地哄堂大笑起来,男人在这里成了孤家寡人的弱势群体,只能用低头沉默来抗议这些人的骚扰。

  做梦也没想到敢与国家一流电信专学家比肩膀的人竟然沦落到了如此田地,不相信眼前的现实情况,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好像自己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肉体躯壳,游离在一个充满了灰色的世界里,这里和常规的世界不同,仿佛是个负逻辑宇宙,好与坏、美与丑、黑与白、善良与邪恶、正确与错误完全是颠倒的,你要在这里生存就必须重新修正你的思维准则,对于一个从骨子里充满嫉恶如仇的人来说,世界观与周边的道德标准全是相悖的,生活在这样扭曲的环境中,内心充满了压抑和绝望,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心里不甘,时时刻刻都想逃离这个混沌的地方。

  那个年代不是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每个人都像钉子钉进木板一样,被牢牢固定在早就预设好的位置上,每人有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的东西像生死簿一样锁住了你的生身八字。眼下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复原兵回来能混口饭吃也算是上等人了,还想怎样?什么理想呀情操呀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躁动的心绪始终在思索着,难道今生真的就这样沦为苦力吗?不行!绝不能听天由命,不能就这样枉此一生,长这么大从来没服输过,一定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改变命运。

  小时候妈妈常对我们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经常听她讲鲁班学艺建造赵州桥的故事,其寓意是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用心钻研,都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句话鞭挞了我的一生,从小就培养了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的性格。现在既然走进了水泥厂,那就从眼前的水泥制造工艺开始研究吧,知识的海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没有边际,坚信只要肯下功夫,在这里也会大有作为之日的。

  矿务局水泥厂里的粉尘遮天蔽日,当年的水泥制造工艺还十分落后,使用的是古老的立式窑炉烧水泥,水泥原料像灌啤酒瓶工艺一样从高高的窑顶口填入,倒入立窑的石膏、铁砂、粘土、煤粉混合料称为“生料”,入窑后被窑炉中的高温点燃开始燃烧,隆隆作响的罗茨鼓风机不停地把空气从炉底吹入炉中,窑炉内温度高达上千度,生料中的有机物质煤粉烧尽后沉到炉底,就变成了水泥的熟料从炉底掏出。烧成车间的一排排立窑每个都是巨的大烟囱,窑顶上空黄烟浩荡,飘尘滚滚,巨大的烟尘柱子直插云霄。

  常言说:不在其位不某其政,来到水泥厂就开始关注起水泥制备工艺来,查阅过许多的统计资料,知道了那滚滚的烟尘就是高标号的水泥微粒,每年随风飘走的水泥经计算,每个烟囱都有数千吨之多,累积起来全是用万吨单位来计算的,用这个基数一乘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水泥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向空气中喷发烟尘,溜走的是金钱,还严重污染空气,看到这里被降尘技术给迷住了,这是的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为何不把这滚滚的黄龙锁住呢?

  说来也巧了,水泥厂一班人马出差学习刚刚回来,恰好是厂领导一二把手到外省兄弟单位取经回厂,不知道是为了赶时髦还是应付上面的检查,向全厂职工提出了降尘增收的号召。究竟怎样降尘呢?感觉到领导们很茫然,他们对生产工艺都很熟悉,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大烟囱里的烟尘收回来,这才兴师动众外出取经。得到降尘增收这个消息后为之一振,感觉到机会真的来了,就用心设计出一套技术改造方案呈报给了厂长。

  水泥厂的领导开了几次会议,正发愁怎样降尘增收没有着落,发动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降尘,主管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用布袋收尘,大概的意思就是在每个烟囱上套个布袋子,把粉尘给过滤掉……还有人提出把烟囱气道像水烟袋一样在水中过滤一下……许多主意听了让人哑言失笑,就在这时献上那份应用高压静电收尘的技术改造方案摊开在了领导面前。在烧成车间的每个大烟囱上装上高压静电吸尘器,用上万伏的高压静电,可以有效的将飘浮在空气中的熟料颗粒带电,使颗粒相互吸引凝结回收,增加产量的同时还能降低污染。经过仔细计算,投产三个月就可以回收全部成本。

  此方案一经提出,在厂领导们决策层里引起不小的振动,没想到这批复员兵中还有这般武艺的人才,令人惊诧的是,所提交出的技术方案与他们外出考察取经结果是一致的。领导们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到南方考察,转了一圈后带回了一卷自己也看不懂得图纸,他们的方案竟然也是电子静电收尘,这不能不让水泥厂的领导刮目相看了。这个方案所不同的是更加案简单易行,使用矿务局元件厂自己生产的可控硅,逆变升压,倍压整流,产生静电高压,除尘室设计因陋就简,更容易实施。

  文革后期辽源矿物局元件厂就已经能够自己拉制硅单晶,制造高压大电流可控硅元件和硅整流桥,应用自己的生产的器件,使整个系统造价变得更为低廉。厂领导不懂电子技术,还是有些不放心,更主要是对这个复原兵不了解,这么大的改造项目不能仅凭一份图纸就开工啊,于是将这个方案上报给矿务局机电处,要请专家来审核一下再说。

  审理此方案的是矿务局机电处工程师迟福安,他是辽源煤校大专班毕业,是辽源矿物局机电部门资深的工程师,也是位热心肠的技术领导,初审这份资料后,他觉察到设计者不是一般人物,在矿务局弱电行业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没听说有具有独立设计大型电子工程的人才,这份资料拿在手中感到沉甸甸的,心里很纳闷,他猜想无非有二种可能,其一、会不会是抄袭谁家现成的资料?其二、就是真的遇到了高手了。本来可以根据图纸和技术报告就可以审批的,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于是把审查规模故意升级了,提出要邀请设计者亲临机电处,这回不单只看图纸,还要进行了一场详细的技术答辩,要看看设计者的技术依据,如果是个南郭先生,他一定不敢单独前来吹芋。

  没想到带这么一来正中下怀,在6月一天的下午,只身一人走进了辽源矿务局办公大楼,技术人员遇到一起格外投机,搭上茬就有谈不完的话题,我对于这项静电吸尘技术方案早已胸有成竹,技术答辩对答如流,表现得相当精彩,展现在这位技术领导面前的人物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他所能感觉到的言谈举止、表达口才、以及健硕的体貌都深深打动了他。迟福安对这项电子除尘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项目审查结果获得圆满通过,水泥厂领导决定除尘方案立即上马。

  很快水泥厂的领导成立了一个临时攻关小组,人事关系也调到了厂部机关,还安排了一套办公桌椅。得知这个消息后可乐坏了,感觉到头顶上的天空终于放晴了,顿时心花怒放激动不已,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前途上有一束光芒在闪烁。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人平静不下来心绪,心在砰砰地跳,手在不停地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干上一番事情。

  上新项目非常具有挑战性,尤其是一个亲手设计的创新工程,这是自己的专长所在,在电子技术领域驰骋这么多年,因该是件得心应手的事情了,心里有一个很清醒的念头,只有这条路才能最大化地释放出自身的能量,要走出混沌的世界,这是唯一的途径了。为了把这项工程一炮打响,趴在图案上一边又一遍地复合电路图纸和参数,不能有任何失误和瑕疵,暗自攥紧拳头一定要做得好做得漂亮……

  兴奋之余走出了简陋的办公室,举起双臂舒展一下疲惫的身体,一个深呼吸过后抬头向天空望去,看到一同复员回来的那些战友,他们围站在30米高的立窑上,藐小得像一只只燕雀,身边是炽热的高温在烘烤着他们,大家正用力将生料颗粒一铲一铲地填入窑炉中,每一铲生料投进炉内都会泛起一股浓烈的黄烟。汗水已经淹湿了他们的衣裳,在背后和腋下有汗水风干后留下一层层白花花的汗斑,看到此景心里泛起一阵怜悯,同时也为自己拥有的专业技术感到庆幸和自豪。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报项目要逐级审批,层层把关,公文履行往往都是旷日持久。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慢吞吞的行为,听不到有谁抱怨这样的低效率工作。是啊,人们的心情不一样,有哪个领导能理会一个无关紧要除尘项目的存亡呢?只有亲手设计它的人才会日以继夜地期盼着项目的审批结果,在这个慢节奏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办出快的事情来,再心急的人也要等待各级领导批示。

  在等待批示的日子里真叫人难熬,即不能开工又不能走开,这项电子除尘材料上报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还像石沉大海一样是没有动静。那个时期的领导们只会应酬上边的号召,因为领导们的仕途不是看你企业技术和效益,只有拍上面领导的马屁才会有前途,对工厂能作出多大贡献并不重要。慢慢才看明白,上这个除尘项目并不是真的要把粉尘降下来,纯粹是为了迎合浪潮式的运动,这浪潮一过就消声灭迹了。水泥厂的领导们实质上对这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兴趣,那是出于对上面的压力后所作出的一种姿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大企业的领导们的确个个都很忙绿,他们忙着编制自己的关系网,忙着安排子女找个好工作,忙着策划绞杀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宿敌,哪里有心思去搞什么技改?那时期企业的经济效益似乎无关紧要,产品生产出来是按计划分配出去的,没有危机感,用不着担心企业的兴衰。大锅饭企业好就好在一个草包领导如果把厂子搞垮了也没关系,可以换个地方再搞,如果把关系搞砸了那可要丢乌纱帽的。

  那个项目的批示还是没有结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已经预感到了不妙,果然没过多久接到领导上的指示,此项目因故暂停,很接到厂办通知:贾柏青从即日起回到原工作岗位,等到时机成熟在上马……什么时机不成熟呢?降尘创收是一举二得的大事情,为什么要暂停呢……?后面的话显然是托词,这时真的开始怀疑,那个上报的项目是否真的呈报了上去?到了这步田地再想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还得回到烟尘滚滚的研磨车间继续与那群妇女为伍。

  严酷的现实再一次证明给了人们,那个时期在中国搞技术绝对没有出路的,亲眼看见同期入伍的战友,复员后从政的人都混到一个不错的头衔,而自己做不出来,因为厌恶那份昧着良心说假话的工作,之所以反感从政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出卖灵魂,整天去讲那些违心的废话套话。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思想上的打击,身体日渐消瘦,每天象幽灵一样骑着自行车上夜班。晚上矿区很少有路灯,走在漆黑的道路上,只有远处那101化工厂排放毒气烟囱上的蓝色火焰陪伴着,那飘忽不定的火焰不停地变换着姿势随风摆动,好象一支巨大的引魂帆走在前方,那种感觉忽忽悠悠地要把你一步步引向地狱......

  这个项目虽然没有搞成,但结识了一位好领导好朋友,没事常去矿务局机电处迟福安那里,迟福安很欣赏这个复原兵的技术能力,他出于爱惜人才的目的,经常设法为这个年轻人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那个时期只凭技术根本吃不开,几次努力均未成功,慢慢也就死了这份心,任凭命运摆布了。仕途黯淡的结局让我非常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军旅生涯,现在也不是惧怕工作苦和累,在部队锻炼过的人有几个怕苦的?也不太计较工资的高低,有个基本生活标准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不能没有深爱着的电子专业,真的不相信这个国家永远不需要科学技术吗?

  面对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在心目中始终还存有一丝幻想,这个幻想和希望全寄托在了周总理的身上,因为周总理在历次疯狂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讲出极左的语言,感觉到他在这种时局下也是处于一种无奈的地步,寄希望这个领导有朝一日能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始终坚信一个国家不能只靠政治口号活着,总有一天被颠倒了的世界终会颠倒回来。平日里经常注视着周总理那憔悴的身影,他已经成为心中唯一的希望,每天都在关注着电视新闻联播里的镜头,并默默地为他祈祷,企盼着有一天清晨起床后就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

  在恶劣的环境中,那段时期学习研究技术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加刻苦了,此时的研究完全都是业余的和自费的。1975年孙成生也从农村抽调回城,安置在太信矿四井井下当采煤工,他把在乡下争得的一年工分全部收入39元,买回了一块万用表和几只晶体管。孙成生这一年39元的劳动所得价值相当于三级工一个月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那时的劳动力不是现在的薪酬概念,农民辛苦的一天劳作最多能挣十分工,工分累计到年终结算,每个工分只能兑换成几分钱,好比股份制一样,不同的是投入的不是资金而是劳动,到年终搞不好还有负值出现,会出现十分荒唐的分配结果,就是说你干活不但没有报酬还要为生产队承担债务,干的越多,承担的债务越大,不干活反而没有负担,当年不知道有没有人思考过,这样的劳资关系怎能调动劳动着的积极性呢?上面大肆推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孙成生执著的追求让我非常受感动和鼓舞,那是他用一年辛勤汗水挣得的报酬,他拿到钱后没有为自己添置新衣,也没有下饭馆大吃一顿,他像园丁一样的在用心浇灌自己知识的田园。在孙的精神鼓舞下我也更加勤奋起来,俩人节衣缩食筹集经费进行研究。为了节省一毛钱公共汽车费,我们经常步行10公里到市内买器材做实验。没有工业项目可作,就转向家庭项目。

  1975年春节是最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个当年名操一时的少年电工,今天解甲还乡荣归故里,大家都在注视着这个复员军人,特别是那些无线电爱好者也在猜测着,八年的通信兵军旅生涯,贾柏青他一定造就了更加高超的电子技术,他还会有什么业余作品出来呢?今天如果不拿出一个像样的作品,肯定与这个名气不相符,也对不住这群年轻一代粉丝们,于是下决心要为父老乡亲们再献上一个与众不同的节日礼物。

  做个什么呢?静静地思索了许久,要做一个让所有人们都感觉新奇的东西,做一个大家从来都不曾见过的东西。于是从朋友那里收集来一大批矿工头灯里的灯泡,总数有200多个。这种灯泡4伏500毫安,功率大寿命长,一个这样的灯泡相当于5个手电筒里的电珠发出的光亮。自己徒手绕制了一个36伏1500瓦的变压器,用可控硅阵列控制数百只矿灯泡组成的节日灯塔。作品中需要十几只20安培大功率可控硅,大功率可控硅市售价十分昂贵,这个穷复员兵个根本买不起,于是就托朋友在辽源矿务局元件厂要到了一批电压偏低的等外品,那个元件厂就是生产可控硅的,时常有质检不合格的元件淘汰出来,用于380伏不合格的可控硅,用在低压36伏控制绰绰有余,没花一分钱就全部搞定了。

  巨大的灯塔骨架是用秫秸扎成,几乎不需要成本,那秫秸也是邻居家小珠子从帘子厂弄回来的,邻居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贾大哥,对这个新奇的号召那是一呼百应,所需要的材料很快就都搞齐了。做电控节日灯要用五颜六色的彩灯,矿灯跑没有颜色,全透明的,玻璃灯泡表面还涂不上颜色,怎么办呢?想了许久,灯泡上可以包上彩纸,也不行,彩纸色彩有限,且不透明,这道小难题可耗费了不少心血,最后决定在矿灯泡外面包裹上描图纸,再在描图纸上涂上油彩就做出了五彩缤纷的灯泡了,拉上窗帘通电实验,效果非常好。

  控制电路由百余只晶体管搭成的时间顺序逻辑阵列,能够组合成许多种变换模式,可控硅安装在灯塔上面,通过改变可控硅的触发信号来控制彩色灯阵列的亮灭,只需把触发信号线和总电源引下来,这样可以简化大量的控制导线。工作量最大的是控制台的制作,上面的电路板硬是用手工刻制的,已经习惯这样的工艺了,就和小时候刻图章一样。每天都废寝忘食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那种感觉又像是回到了孩童时期一样,不同的是现在制造出来的东西有点像“军用设备”。整个工程足足用去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巨型灯塔的制作。妈妈见我忙得满头大汗也好奇地问:柏青啊,你做的是个啥东西?只是会心地笑笑不能告诉她,希望到时候能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春节前夕,这项“巨型”工程终于完工了,入夜后灯塔发出璀璨的七彩光芒,那灯群有变幻无穷的控制花样,色彩斑斓的灯光照亮了房前屋后,说心里话,连自己都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么漂亮灯光效果。灯塔高高架在房屋顶上,用四条钢线紧紧固定在屋檐上。那时矿区基本没有高楼,这个高耸的“灯塔”在十公里开外的西二坑都能看得见。自建区里的人们顿时沸腾了,消息传开后招来了无数好奇的观望者。老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绚烂多彩的灯光,不明白那灯光为什么会不断的变幻着色彩和形状,那壮观的场面一点也不亚于现在微机控制的彩灯阵列。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四处狂奔热闹非常,我躲进人群中远远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听到人们的夸奖,心理产生出美滋滋的成就感,那种穷欢乐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种挑战性心理罢了。

  这个灯塔安装好后轰动了整个矿区,许多无线电朋友怀着崇拜的心情纷纷前来“朝圣”,内行的朋友到一起都是学习经验切磋技艺的,外行的朋友看到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远在老道山下的西二井的人们,晚上看到这里发出的奇特灯光感到非常诧异,辽源市这个小城市的人连霓虹灯都没见过,看到这样美丽的灯火感到无比新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里发出来五彩缤纷的光芒,一时鬼神的谣言四起,荒诞得让人难以置信。从西二井到我家中间隔着一条深深凹陷的沟谷地带,两地之间没有直接连接的道路,相望而不相通,晚上又不方便绕道过来,好奇的人们有不信邪的,竟然在白天特意赶过来看个究竟。小地方的人没见过大市面,对一个不明白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崇拜,就和迷信一个道理,受到人们崇拜的感觉真好,估计现在的明星大碗就是这样的滋味。

  这个灯塔从调试开始,每天晚上七点种开机点亮,一直到午夜熄灭,它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常言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年三十过后的初一晚上,突如其来一场大难临头了,矿务局电务科一伙人(矿区供电管理的权威机构),驾着十轮大卡车查电来了,那个时期矿工家都没有安装电表,电费是按户固定收取的,只是象征性的收点照明费用,每月仅仅一元多钱,因此不允许用户安装大负荷,你想申请多交点钱增加负荷也不行。在这样死板的管理模式下,矿工差不多家庭都有电炉子之类的非法电器,几乎是全民在偷电,反正是大锅饭不吃白不吃,各级领导干部家更是如此。

  矿上窃电之风愈演愈烈,200瓦大灯泡、电炉子、电热墙、电暖风……应有尽有,公家也不能总当冤大头,唯一的应对办法是让电务科的人挨家挨户查电,以此来遏制疯狂的窃电行为。这样一来电务科的人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那伙人个个威风凛凛,贫穷的矿工们最怕这些查电的队伍了,收缴的大灯泡、电炉子用卡车装,百姓见了闻风丧胆,很像现在的城管。白天家中大都没有人,查电几乎全是晚上突袭行动,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查电队伍的恐怖氛围,当地人晚上孩子不听话就用“查电的来了”来吓唬他们。

  在矿区电务科里工作的人是一种权位高贵的职业,颇受人们敬仰,那时偷电不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不会偷电才会受到嘲笑,这样的荒唐现象不能用正常的是非观念去理解,只有使用我的“负逻辑世界”法则才适用。如果你的电炉子被抓到了没关系,只要送上一点小礼就不会受到处罚,因此这些手握权利的人肥得流油。

  电务科的人不敢去东山干部居住区查电,道理很简单,要是查到一个大干部家,恐怕他的饭碗就得丢了,矿务局领导层的结构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权利越高,所以这些人很明白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远离权贵的住宅是重要原则。查点队伍倒是经常扫荡那些最底层的矿工居住的贫民区,对最贫弱的人们施展淫威一点都不手软,所到之处鸡飞狗跳,那情景就跟日本鬼子进庄差不多。

  电务科的人之所以不好好在家过年,大年初一就出来查电也是无奈,东北有个习惯,每到春节各家各户都在门前挂上红灯笼,早期灯笼里放的是蜡烛,到后来全改成电灯了。一些没有电工常识的矿工随便拉电灯,那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三十晚上分分秒秒都有短路发生,居民区的变压器频频被烧毁,人们总不能摸着黑过节呀,这才形成了另一个规矩,每到春节,是电务科必然出动的时机。

  查电卡车开到自建区南岭顶上,远远就看到了这个不停闪耀着的灯塔,黑暗中,这个目标的确是太醒目了,科学家研究过动物的眼睛特性,闪烁或移动的灯光更容易吸引动物的视觉神经,连青蛙和蛇都具有这样的功能。那伙队伍看到这频频闪烁的目标,目光全被吸引了过来,带队的领头决定放弃了扫荡那挂满一片红灯笼的自建区,调转汽车方向径直朝这个灯塔目标开了过来,本来这伙人是来收缴户外的红灯龙的,这样一来自建区就躲过了一劫。

  轰隆隆的大卡车停在了院子大门前,车上跳下七八个虎背熊腰的大汉,腰间挂着电工刀、钳子,一阵风似地冲进了院子,领头的还高声嚷道:“吆喉-我们矿务局还没有你这样的灯哪!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没事找死……”边说边爬上房顶。说来这伙人身手不凡,都是外线电工出身,每天攀爬线杆铁塔,个个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窜上我家的房子如履平地。几个人从腰间拔出锋利的电工刀一阵狂砍,只见刷刷刷像削罗卜一样,那个用秫秸轧制的灯塔轰然倒地。人们研发一个新东西需要花费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心血,而毁掉它时只需要几秒钟,真的弄不懂,创造和毁灭永远都是相互依存的吗?被砍倒的灯塔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几个人把这个“战利品”抬上了汽车扬场而去。

  一个东西的价值不在于他能值多少钱,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灯塔被砍倒后四周变得一片漆黑,那刷刷的砍伐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削铁如泥的电工刀,一刀一刀地落在灯塔上,每一刀下去都痛在我心里,密密层层的控制线把变成了一团烂麻,上面每一根控制导线都是亲手精心布置的,一组组大功率可控硅组成的控制单元固定在灯塔柱子里面,对于我来说那是何等的珍贵,如同亲生的骨肉一样爱抚着,我的心在战栗,眼前一片茫然。

  院外大卡车开始隆隆地发动了,预示着扫荡大军就要撤离了,当时还有一个念头,千万要保住那个控制台别毁掉了,疯狂地冲了过去,声嘶力竭地向查电的人解释:这灯塔上用的全是矿灯灯泡,功率很小,每只不超过1.2瓦,又不是同一时间全点亮,加在一起也就一二百瓦,远不如一只千瓦的电炉子的耗电,再说就是过年接通几个晚上,打算节后拆除的……为了保住那个控制台,也顾不上尊严了,象乞丐一样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那个领队的总算还有点人情味,最后把控制盒从车上给丢了下来。接过控制盒,我的脑袋像捣蒜一样向他们感谢示好,谢谢,谢谢,师傅们好走……

  查电大军临上车时留下一句话:你知道为什么挨收拾不?是你太能耐啦!你也不想想,辽源矿务局那么大的单位都没有搞这个东西,你个人搞能行吗?今天非罚你个屁滚尿流!春节过后到电务科听候处理……? 好好,一定一定! 在强权之下,一个平民弱者显得是多么渺小和无助。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腐烂,在部队时候,你的技能可以换来表扬和掌声,回到家里可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说了,能耐大了会遭殃的,当时对于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不服气,今天真的应验了这句“真理”。

  1976年1月8日,晴天一声霹雳,早上起床后广播中伴着哀乐传出一场噩耗,周总理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消息传开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代表着共和国新希望的领导人,像一颗流星陨落天际,至此,我心中的梦幻再一次被击得粉碎,用去一生的精力勾勒出的那些美好愿景,在猝然之间全部化作了泡影,日夜盼望着重返科研岗位的期望就此彻底破灭了。

  周总理为我们中华民族鞠躬尽瘁耗尽心血,离开人世时没有一分钱存款,没有留下一个后代,他走的那样凄惨,那样悲凉,连毛泽东也没出面为他送行……在悲壮的哀乐声中我哭得昏死了过去。周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是人类还没法医治的绝症,我们的国家究竟怎么了?难道也得了什么癌症,真的没有挽救它的灵丹妙药了吗……?

  浑浑噩噩的极左政治旷日持久,邓小平的正确主张还没来得及施展就又被狂妄的四人帮给扼杀了下去,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又掀起一股“批邓”浪潮,在逆境中煎熬着,看不到一点前进的方向,我枯瘦的身体就象一棵生活在戈壁荒滩上的胡杨树,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轮渐渐丰满,那每一道年轮中都刻满了辛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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