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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六)----披戎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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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从1966年夏季开始,一直到结束的那些岁月里,所有学校都关门歇业了,开始还好些,有责任心的老师出来管理空荡荡的校园,到后来老师们相继被打成了黑帮、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此这教书育人的神圣地方,被人们遗弃了。冬季来临时候,教室门窗玻璃没剩下几块完整的,远处望去变成了一个个黑洞,任凭呼啸的寒风穿堂而过,校舍内外一片破败景象。偶尔怀着留恋的心情到学校看上一眼,其实那是对学习最后的一种期盼,可留在记忆中的只有用惨不忍睹的词句来形容了。


  中学生们经过二年的折腾之后,心境也平缓了许多,以往那呼风唤雨的革命造反冲动失去了原动力,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二年光景,对于发育中的少年可是个不小的跨越,摸摸自己的脖子下面,已经长出了男性特征的喉结,声音也变得低沉粗壮了,这些造反派学生究竟向何处去?谁也作不出准确的判断,只能任凭命运安排吧。由于取缔了大学,中学生们无处可去,也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该如何发落,这时初中里已堆积了三届学生,高中里也堆积三届学生。后来人们统称他们叫“老三届”。老三届这批学生是文革中的极先锋,常言说乱世出英雄,文革运动在这些人里培养出一批臭名昭著的打砸抢“英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慢慢的老三届的名词暗含了具有讽刺韵味的贬义词。


  中学生由于没有大学可升,老三届一直呆在学校里,把二届小学生也憋住了不能按届升入初中。对于升学分配的事情是个敏感话题,毛主席他老人家没发话恢复大学招生,谁敢冒然定夺啊?文革一开始就明确要取缔大学,斗争的矛头直指知识界,所以才有高等院校整整十一年没有开张,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如果在今天保准能申请个吉尼斯第一呢。


  在政治斗争这一点上你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胆略和霸气,可以断言再过千百年以后,恐怕也不会再发生雷同的故事了。残酷的政治运动让人们学得名责保身麻木不仁,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违反天理的事情,已经习惯了不会用脑去思考,思考也没有用处,想明白了反而会大祸临头,明明知道中国人落后需要发展,需要吃饭穿衣,需要学习文化科学,需要技术人才,可偏偏有人跳出来唱高调,坚决要取缔高等教育,理由是高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资本主义分子……我不相信那么多的决策领导不知道摧毁高等教育必然给新中国带来一场人才灾难,可在当时就是没有人再敢提办大学的事。


  这批老三届学生没有上完文化课,成了名副其实的半瓶子醋,伟大领袖利用他们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这拨人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中学生不过是一群没有长成人的小毛孩子,在风云诡谲的乱局中,成了政治人物手中的一块敲门砖,文革终结之后就成了社会累赘,被社会残酷地抛弃了。也许他老人家认为这批人,一帮小毛孩子,升学也好就业也好,影响不了多少共和国的革命进程,大笔一挥把这些孽障推向了万丈深渊。


  老三届学生中和所有历届学生一样藏龙卧虎,是因为这批学生在教育改革后采用科举方式招进来的优才生,当年的中学教育不是普及的,从小学升初中,再升到高中要经过三次淘汰升学考试,国家困难,没有能力保障所有学生都能受教育,能够经过几轮淘汰过关的高中生非常少,中学生大部分都就地当工人了,小学落榜生的孩子只有13、4岁,不具有就业的年龄,没有人为这些孩子着想,也被残酷地丢向了社会。现在回头观望这些失学就业的孩子,反而因祸得福逃过了下乡的劫难。


  老三届学生是在众多人群中层层筛选出来的精英,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潜能,不乏成为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剑桥的名流。可惜的是,这些的才华横溢的少年,被无耻的政客们给阉割了,他们的美好理想即将实现的最后一刻功败垂成。处在青春期萌动阶段的青春少年,被全身心地被诱导到造反、夺权、武斗、打砸抢的歪路上,结果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后来的人们把对文革的仇恨集中到了老三届身上,九十年代著有无数声讨这些孽障们的文章,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刘双所著《丑陋的老三届》。

  说起来我们这批老三届很不走运,在文革期间,大串联走南闯北还骄傲地认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人,其不知是中国历史中最耻辱的一代人了。这批人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知识没有学到手,还不够臭老九的资格,其命运却比臭老九更加悲惨,这批人出生不久正遇到三年自然灾害,长身体的时候忍饥挨饿;上学时恰逢文化大革命,没有书念;长大成人后需要就业时恰逢上山下乡,待到婚育年龄又遇计划生育,不准生孩子。当年“老三届”听到毛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后下,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他们义无返顾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今天,是他们长大成人了,等待他们的只有荒山僻壤的农村和远离故土千万里的边疆。


  老三届中的很多人甚至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大的精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这批可怜的“老三届”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

  过去整整三年里,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都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处在半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走了二十年计划经济的共和国,第一次面临就业压力的问题,如果大学继续不办,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离开城市四个面向;即“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
他老人家对如何打发对这些人也在犹豫,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的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重要编者按。

  编者按: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在此之前,“老三届”下不下,各省市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媒体并没有鼓吹全都下去。政治作秀看来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在文革浪潮之下就大有人在了,甘肃的那几个小老太太,不知今天在何方,当年她们一个抽羊角风似的“政治秀”不要紧,决定了此后十年中1600多万孩子的命运。有时候,小人物的癫狂,也不是可以小看的啊。毛主席一发话,那就是令出如山了,老三届统统发配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


  我很幸运,在四个面向之前选择了披绒从军之路,比起周围的同学们算是一步登天了。说起当兵,由于文革干扰和抗美援越需求,1967年部队没有退役,也没有征收一兵一卒,时值1968年部队大批征兵,接兵部队首长一到,辽源市顿时热闹了起来。那时当兵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书读当兵就成了最荣耀的职业了。我们二年一班四十多男生都渴望参军,招兵首长一到学校,全体学生一窝蜂地涌过去都要求报名参军。当兵要过五关斩六将,首先是体检关,那是在辽源市设备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的。报名体检的人如潮涌,排起了长龙。


  当年军人的身体健康要求指标很高,估计是申请参军的人太多,只能用提高身体素质门槛来取舍了。应征青年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筛选,淘汰掉许多人,辽源地区肝脾普遍肥大,体检军医一边命令:“吸气鼓肚”一边用手指用力按压腹部,凡是能够触及肝脾的都不正常,肝大一指的一律不合格,仅内科检查一项就砍掉近一半的报名者,接着五官科检查淘汰率更高,能通过的人不足50%,接下来还有:视力、辨色力、听力、四肢、体态、嗅觉、触觉、心肺、胸透、血压……。五官通过后还要脱掉衣服,赤裸裸地站在大厅里,由部队首长喊口令指挥你立正、稍息、跑步,下蹲……观察你的皮肤、骨骼、肌肉、足底,身上有伤疤都不合格。从来没有参加过体检,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只知道两只眼睛视力都是超级1.5,可以在月光下穿针引线,没有几个人能比。只是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很担心肺部会有遗留的钙化点,没想到一路下来关关顺利,各项指标全都是最优秀的,令一同参加体检的同学们羡慕不以。


  这个班是全校有名的体育健将班,历届校运会冠军总数都是年组第一,身体普遍健壮,全班体检合格的人高达26名之多,而全班只分配到二个入伍的名额,比高考升学还要稀缺。这二个名额究竟能让谁去参军一时成了焦点,全校像选秀一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的选拔叫:“政审”意思就是政治审查,不可避免还要面临一场更残酷的淘汰赛。文革中人们还比较朴实,不像今天这样风狂地走后门拉关系,选择权都在带兵的首长掌握之中。


  当时人们喜欢当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一种对军人的崇拜,部队在历次运动中始终充当着共和国中流砥柱的角色,现在有人总结过不同历史阶段,姑娘们择偶的目标:
  五十年代爱贫农;(偶像:董勇、孙喜旺、小二黑……)
  六十年代爱英雄;(偶像: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
  七十年代爱雷锋;(偶像:雷锋、王杰、蔡永祥……)
  八十年代爱大兵;(当年歇后语:姑娘火大—喜欢搂着冰)
  九十年代爱文凭;
  跨过世纪爱富翁;
  纵观这前三个年代都与军人和英雄分不开,可见人们对亲人解放军的信赖和敬仰。
1967年冬天开始征兵动员,那年我已年满18岁,常言说三岁蛮牛十八岁汉,青春发育期的男孩,身体肌肉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已发育成了为一名英俊的少年。身上的皮肤受妈妈遗传影响长得白皙红润,身上既有男子汉强壮的肌肉,还带有光滑细嫩的肌肤,再加上一副端庄的面孔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让带兵的首长在众多人群中选择了我,那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带兵的首长在众多人群中选择了我

  入伍时间定于1968年3月15日,那天辽源火车站锣鼓喧天彩旗飞扬,欢送新兵参军的场面非常热烈。爸爸和弟弟也赶到火车站来送自己的亲人,还有玲儿也从家里赶到了车站。在与亲人离别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难过。辽源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别的亲属,爸爸和玲儿找错了车厢,十几节长的军列,一节一节地翻看,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所在的车厢,在开车前没有看上一眼亲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汽笛响了,火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车上车下一片呜咽,一想起就要久别朝夕相伴的亲人,泪水模糊了视线,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可最后还是夺眶而出。


  男人很少在众人面前落泪,那是他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给大家,今天泪洒胸襟还有一个秘密没有交代清楚,那就是和自己心上人玲儿就要分开了,世上没有比爱情更让人难舍难分的情感了。就在一个月前,玲儿已经下决心,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大哥哥……爱情能给人带来无比的甜蜜和幸福,它让你对未来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使人信心倍增;恋人分离又会使人肝肠寸断,痛苦不堪。新兵连早就颁布了纪律,乘车士兵不允许下车走动,只好打开车窗探出头来,在茫茫人海中急切地搜索着,可还是没有能见上玲儿最后一面,现在的她一定也会急得哭了。在列车开动后的几秒钟,突然看到了弟弟贾柏春冲出人群在向这里招手,这时已经无法掌控感情,咽喉哽咽说不出一句话来。


  长长的军列火车开出辽源后,由四梅线接沈吉线后直奔沈阳方向行驶,当新兵的冲动很快冲淡了离别亲人的悲伤,新兵们穿着不很合体的肥大军装,完全沉浸在入伍的兴奋之中,到哪里去当兵还不知道,大家伙开始蘑菇带兵的许参谋,企图透露出些许消息。带兵首长们对军事机密守口如瓶,他始终不肯告诉大家这趟新兵列车将开向何处?仅仅道听途说:去辽宁南部,越是这样,大伙就越是感到神秘,纷纷猜测是去大连还是去丹东。东北人都知道火车到沈阳后,就到了决定去向的关键时刻,新兵们打心眼里希望去大连,那里是东北最美丽的宾海城市,就看火车过苏家屯后向哪个方向开了。


  火车在晚上到达了沈阳站,吃过晚饭,短暂停歇了片刻很快又起动了。新兵们站起身来紧盯着列车窗外,前面马上就到苏家屯了,它是辽南铁路的岔路口,大家急切想看看这车到底是去哪里?心中像看足球比赛一样,在暗中替扳道员使劲,希望扳道工把道岔子向右边的大连方向。火车开出苏家屯后分叉成二个方向,一条向西南,直奔辽阳、鞍山、营口,终点到海滨城市旅大市(大连)。另一条直向东南,经本溪、凤城,终点到鸭绿江畔边境城市丹东。可那车并没有按大家希望的方向行使,径直奔向了丹东。大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回在了座位上。


  第二天早上新兵们到达了丹东市,这里也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与朝鲜仅仅一江之隔,毗邻朝鲜的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市。一道滚滚的鸭绿江切割分开了二个国家的疆土,江对面就是异邦高丽国的领地。大家第一次看到外国土地山河原来就是这样子啊?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面貌,可还是觉得很新鲜。河对面绵延的高山清晰可见,如果不是有老兵讲解,看那形状和家乡的山水没有什么二样。


  丹东市很美丽,在鸭绿江畔有一座锦江山公园,登上青葱碧绿的锦江山,极目远眺朝鲜新义州和丹东市,能看出明显的经济反差。我方的江边用汉白玉石雕成栏杆铺满江岸,楼亭翠柳点缀其中,颇有上海外滩的风格,城市建设明显好于朝鲜。对面朝鲜的江边泥沙芦苇淤积满了江岸,新义州房子低矮破旧,一片灰暗,很像当年香港与深圳的差别。


  连接二个国家的鸭绿江大桥就在眼前,一座桥梁以中心线分成二种形态,中方的钢梁高大威武,朝鲜一边的瘦弱矮小,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当年中国人名志愿军就是从这座桥上开赴朝鲜战场的。在鸭绿江大桥旁边还有一座被炸毁的残破桥梁,估计那是朝鲜战争时期留下的遗迹,老兵们也没讲清楚具体的细节。


  我们的部队是野战军炮兵团,汽车牵引的全机械化装备。部队驻扎在辽宁省凤皇城的丛山峻岭中。因为有无线电技术专长,被分配在指挥连当无线电通信兵。到部队后高兴得合不上嘴,真算是幸运中的幸运者,不仅仅是百里挑一当上了无线电兵,最难能可贵的是酷爱这个专业,得到了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机会。通信兵属于技术兵种,有高人一头的感觉。下连队的当天就迫不及待的问这问那,向老兵学习开了......惹得周围的人用白眼翻看这个新来的小兵。


  下连队首先接触到的是71型电子管二瓦短波电台,那是我国仿制苏联的产品。第一次见到军用电台,好奇的心理忍耐不住,总想要打开看个究竟,就利用一次在野外训练机会,在老乡的打谷场上偷偷的把它打开欣赏起来。早就开始留意这个电台的结构了,熟练地旋下几颗固定螺栓,就能把整台机器抽出来。那电台的结构真叫紧凑,每只电子管上都带有一个金属屏蔽罩,调谐旋钮精致牢固,比起民用收音机高级多啦,不愧是军用产品。就在贪婪的鉴赏这个电台时,结果被争取进步的战友刘××打了小报告,向排长告发了这起“胡作非为”,想抵赖都不成,那机器里带进去了打谷场上的稻草,在铁证如山面前,挨了一顿狠狠的教训。排长严厉的警告我说:不要只知道专研技术,更要突出政治……!


  受到教训后开始学的乖了,当新兵比什么人都低级,新兵到来到连队时有个难听的名字“新兵蛋子”就好比丫头蛋子一样的具有贬义,那就是你必须老老实实,俯首帖耳,随便哪个老兵都比你资格老,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的教训你,经常的遭到无端的指责和欺负,找不到地方评理,常常偷着蒙在被子里流泪。后来看了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慢慢地懂得了军阀作风的来源和真正含义,也习惯了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生活。
作为一名军人只能绝对服从,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军队紧张的生活环境将我陪养出举止威严、动作迅速、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每当有人喊你的名字时,就会立刻起身,立正站好,用响亮的声音回答一声:“到!”,接受上司吩咐的命令时会爽快地回答一声:“是!”。复原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记得有一次在康复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喊到“贾柏青”的名字时,很久没有人直呼这个名字了,潜意识驱使下,习惯地起立站好,响亮的回到一声“到!”,在场的人感到很新奇,投过来惊奇的目光,这时才发觉这个举止是很可笑,但那是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当企业老总了,尽管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但对下属发号施令时难免带有军人的口气,有时命令员工: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来!动作要快!


  来到部队后始终与家中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心里还存在着一线幻想,希望还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等来的信息越来越渺茫。老三届真的不走运,是甘肃省那几个吃饱了撑的居委会老太太,脑子进水了,要大张旗鼓地去下乡,毛主席偶然看到这个材料,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就给老三届指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在1968年全锅端下乡,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农民,给他们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知青”。在我们吉林,知青是组成集体户,约10至15个男女生组成一户,到一个生产队,算是一个小团队。可以本班的组成一户,也可以与外班和其他年级的组户。看到同学们的下场后,也就死了上学的那颗心,一心投入到了部队军事技术的学习当中去了。

  当过兵的人都有体会,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是个大熔炉。军旅生涯那铁一般的纪律,能改变一个人的意志,摸爬滚打能锻炼出军人的胆略和体魄,有规律的生活能改变一个人生活习性,官教兵、兵教官的学习氛围能改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几年下来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唯一没能改变的还是热爱无线电技术的本性。音乐爱好者有个文雅的名字:发烧友,用这个词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热爱无线电的热情何止是发烧,而是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部队的政治环境比起地方混乱的局面好多了,因为领导阶层的素质较好,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党的培养,大多数人有很强的是非观念,很少有抽羊角风的人物出来表演。还有,毛主席当时还是很有远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没有在军中发动,稳住了部队。来到部队后,感到很安全、很温馨,原以为换了人间,下决心好好钻研技术,以弥补逝去的年华。

  其实我错了,在极左政治疯狂的那个年代,在部队里也不是真空,尽管提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的口号,一门心思学习技术也是不行的,没多久就被戴上了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当时在部队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技术干部出身的通信股李股长,连长支持你钻研业务,搞技术革新,培养当技术尖子典型。以政委、教导员为一派的领导则反对,每天安排学毛著,背语录。跳忠字舞,三呼万岁!万万岁!有时让人无所适从。所有的行为都加进了政治色彩,有线排电话班,改革了话务常用语,总机接线员是这样接电话的:“毛主席万岁你要哪里?”“为人民服务接司令部 ......”不按规矩说话不给接线。

  经过文革洗礼过后,有个十分纳闷的问题搞不明白,回顾解放后的历届政治运动,从中能够看出一个规律,斗争方向总是指向知识界,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为什么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把科学技术当成靶子进行攻击?40年过去了,从前没有人敢提这个话题,凭本人直觉判断,它应该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王朝所遗留下的帝制残余思想所致。毛泽东虽然是个马列主义者,几乎把毕生的经历都投入到了革命理想当中去,但是他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取得成功后,总是担心他的接班人会背判自己的思想路线,所以才钦定接班人林彪,这样还不放心,竟然把一个阴谋家御封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成了千古笑谈。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在他取得政权后,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没有建立起新的领导机制,沿袭了苏联的领导干部终身模式,论功封侯,致使有领导才能的新干部不能及时更迭。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更是没有建树,继续传承五千年的吏治方式,权力过分集中,形成诸多特殊利益集团,为日后腐败铺下了温床。

  正是毛主席晚年的帝王思想左右了他,才使他不相信所有身边的大臣,听不进忠言,一错再错。中国共产党建立那天起就是很讲民主的,章程里明明白白提倡明主集中制,毛泽东思想精华部分就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晚年毛泽东本人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显赫的历史功绩使他接受不了不同意见的人。凡是给他提意见的人,不见得都是要挑战他的权威,有可能进言者的言辞过于严厉,常言道:忠言逆耳,冒犯了伟人的尊严,结果引发一场人人自危的反右斗争。反右运动不仅给五十多万“右派份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直接伤害,而且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中伤。

  凡是能提出意见的人,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底层的大老粗工人和农民懂个啥?所以没文化的人在文革中成了香饽饽,农村生产队长陈永贵,竟被提突击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头上裹着白羊肚子手巾到国务院上班。在扭曲了的环境中催生出无数的怪胎,一个不学无术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竟成了时代英雄,学习的榜样。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顿时,一股仇恨对准了知识界,教师出身的毛泽东,竟对教育行业开了杀机,斗争矛头直指高等院校。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审时度势,毛主席霸气一上来,高等院校干脆给你关掉个球,看谁还敢阻拦?把高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统统推到革命的对立面中,排行老九,与地富反坏右化为一个阶层。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出了 “教育要革命”的明确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才引发了一场旷世山洪。

  现代人不明白,为什么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说起来要追述到元朝,那时的统治者也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很低,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郑思肖《心史》)。也许是文化的习惯,文化大革命重点“整治对象”有个新排序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被排在了第九位,开始称为:老九,在文革中毛主席一次讲话:“对知识分子就是要讲点臭”故获得“臭老九”美名。

  中国是没有全民性宗教的,不信上帝,不信耶稣,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崇拜起毛主席来,“忠字化”运动显然是自创宗教的一种尝试。这个运动,越发展就越荒唐,男女老幼无不卷入其中。一是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近于疯狂;二是《毛主席语录》越印开本越小,全部成了袖珍本,封面书名也改成了《最高指示》;三是全民大跳“忠字舞”,舞蹈语汇来源驳杂,混合了民间戏曲、藏族舞蹈、仿劳动动作等。节奏感很强,几乎是一拍一跺脚,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须连唱带跳。四是饭前必须三呼万岁,具体仪式是,大家排列成排,一只手将“红宝书”按在胸口,向毛主席像注目。一人领头说:“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此时众人须放声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者再说:“接下来让我们衷心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此时众人又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再吃饭。五是,将毛主席语录当成某种咒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比如公交售票员,在售票前要说:“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没买票的同志请买票啦!”等等。

  在地方的影响下,部队每天全体官兵也必须对着他老人家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清晨起来跑步、洗簌,接下来就是向毛主席请示我这一天的工作计划。每顿饭前都要向他老人家表忠心,全体人员列队站好,口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巴扎嘿!伴着歌声,两只手在空中摆动,身体前后翻腾翩翩起舞。这些傻老爷们哪里会跳舞啊,举在半空的二只手像二根木头棍子,用司务长讽刺的话讲就是在“翻锅盖”。

  每天晚上息灯前,以班为单位面对毛主席像立正站好,汇报一天的思想情况,就像教堂里信徒们对着神父忏悔一模一样。说心里话,对这样的思想汇报感到很可笑,表现总不那么虔诚。一次汇报时听到身旁战友王龙江在喃喃的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今天实在对不起您,我外出放牛时不小心踩坏了老乡家的一棵秧苗,这是我的私心造成,今后我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狠地斗私批修……今天我还有一件更对不起您的事,早上向您请示的时候,肚子疼,使劲憋也没憋住,就放了一个臭屁,这是对您最大的不忠......”

  王龙江是班里年里龄最小的兵,说话幼稚办事认真,听到他虔诚地忏悔,实在忍不住了,扑呲一下笑出声来,结果惹来一场大祸,副班长袁乃武把这事汇报到了连部,因为这个事件被连续批判了一个星期,又是会上检查,又是写检讨书。那个年代的政治言行绝非儿戏,一句错话会断送你的前程,一件错事会丢掉你的性命。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文革闹哄了几年了,只有这个“忠字化”,才是大家唯一可以理解的运动,因此狂热基本表现在底层。当然,两三个月的热潮一过,要求也就不是十分严格了。就“敬祝仪式”来说,其余波延续到1969年初期仍然有。至于毛主席像章,直到1970年仍未衰落。据记载,1967年至1970年间,全国共生产了100多万个品种、约40亿枚毛泽东像章。由于造像章,铝材紧缺,以至于把造战斗机的铝都用上了。毛主席1970年不得不亲自批示“还我飞机”四字,才为造像章刹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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