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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四)----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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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浪潮消退后,国家进入了微妙的经济调整时期,不再鼓噪风狂的左倾路线,发展经济科学救国成为了主轴,担任起此大任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在短短的1962、1963二年时间中就扭转了艰难困苦的局面,民生的基本物资丰富起来,市场逐渐走向繁荣,为我国经济的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时人们称其为刘邓路线。


  我作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家中的孩子,关心的是每天的衣食住行,害怕挨饿没饭吃,对于经济不断发展当然欢心鼓舞,让一个未成年人过早地关心起时局来。


  时间到达1964年后,在主席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基本上摆脱了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挫折。勤劳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埋怨大跃进给他们造成的伤害,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民众生活大幅度得到改善,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大庆油田、原子弹氢弹就是在那个时期问世的。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好像不喜欢过好日子,1965年又开始搞四清运动,提出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要过一遍筛子……回顾新中国短暂的历史,每当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就要来一场运动,就要搞阶级斗争,这可能与他老人家喜欢斗争有关系,毛主席有一句著名的语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964年,在国家教育部积极倡导下,恢复了停止多年的升学科举制度,小学升初中也像现在高考一样进行残酷的淘汰赛,初中升高中再进行一次选拔赛,考题全省统一命题,全市考场统一分配,考生统一编号。距离考场十米外用白石灰撒下一条醒目的警戒线,由民兵站岗把守,不得外人靠近半步。当年的中学资源有限,不是所有的小学生都能考入初中的,第一次淘汰率达到50%以上。当年我们西安小学就是考场之一,我恰好就分在自己的母校升学考试,由于不离开母校考试心情能好许多。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考生要到考场按照考号先熟悉自己位置,我的考号是00749,在第四考场中间第三排,经过45年后还历历在目。小考生们没有见过如此庄严的场面,当入场铃声响起后,就像战场上吹起了冲锋号,许多人紧张得面色苍白,不能自持。我们学校有一个王姓的男生因高度恐惧,老师还没允许打开考试卷时,就当场休克了。许多老师围过来忙着掐人中才唤醒过来,他从小失去了母亲,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是心里的巨大压力导致的。


  当年的孩子的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如果不能进入初中,就得流浪社会,高小学生年纪不够就业年龄,要在社会上混上几年,起码17岁后才能进工厂当学徒工。底层百姓把孩子的前途全寄托在入学深造上了,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爸爸早就对我做出了承诺,不管家里怎么穷,只要我能考上大学,穿不上裤子也要供我读书。


  那年真的很争气,我用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辽源矿务局第四中学。平时学习成绩很好的玲儿,考试发挥失常名落孙山,平时她的成绩都是班里的前几名,据说是作文命题错误,再加上心情紧张,数学也没答好。她大哭了一场,两只眼睛红红的,我没有什么有效的言语去劝导她,心里很替她难过。后来她爸爸孟庆才通过熟人疏通,进入了辽源市一所技工学校(现在的市八中)就读,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考试漏,学校风气很差,没有好环境毁了她的一生。


  升入初中那年,我家卖掉了自建区的房子,搬到了八千米小五栋,出售房子500元所得给妈妈治病用去了大半,从此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到八千米后,离孙成生家靠得近了,和几位无线电爱好者李相华、赵大明、王景福也成了近邻。


  苦难的童年铸就了我坚强的意识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平时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学习热情和努力,在初中时已是学校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二年级期中考试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组排在第一名。局四中数学老师张铁生,开始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一双明亮大眼睛的男孩,他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学生的成绩。全年级六个班三百多学生,只有我和二年三班数学课代表答上了高难度的附加题,获得20分加分,得到全校唯的一份超过了100分的成绩--120分。


  在读初中时,语文老师、生物老师、物理老师都非常喜欢我,只有政治老师没有印象。老师们喜欢举止文雅的学生,喜欢有刻苦学习精神的孩子。邻里家长们教育孩子时,总喜欢把我搬出来当说教工具,希望成为他们孩子学习的榜样。学堂里的生活是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大家无忧无虑,象小蜜蜂一样的采集着知识的甘露。


  1964年10月16日,当我国原子弹氢弹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时, 更加激起了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向往,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理想。我眼含热泪在共青团旗下举起右手宣誓,立志成为一个新时代有知识有文化的科学家。

  谁也没有料到晴天一声炸雷,1966年夏天,爆发了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梦魇,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三千万花季少年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殉葬品。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老人家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回信,表明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发动文化大革命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当时在校的三千万中学生。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昂起巨大的头颅,向疯狂的红卫兵学生挥舞着军帽,把一场惊世骇俗的政治运动推向了全国。


毛主席号召炮打司令部

  这场巨变发生在1966年5月,姚文元的一篇《评“三家村”》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全中国上下震动了。那一天,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气特别庄严,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了。没多久《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国家党报上发表这么一篇令人惊骇的东西,天下怎么能不为之惶恐。


  随后,一个叫聂元梓的女人,北大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给北大的领导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别以为聂元梓是个漂亮的mm,她是个其貌不扬的老女人,大字报是什么东西?就是用一整张大白纸,用毛笔在上面写满拳头大小文字,随便找个醒目的地方贴出去。


  这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观者云集,聂元梓这个老愤青一出,天下从此就乱了,其实北大也不光是“民主摇篮”,那年它也出了这么个乱世妖孽。这张出风头的大字报一贴出,毛主席颇为欣赏,连连称赞,欣然命笔题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内容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老聂是个牛人,她唤醒了无数野心家的潜意识——胆敢辱骂权威人士。报纸上立刻招来热捧,因获御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老聂就这么一举成名了。那时我们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很低,有三分之一的人念不出这个“梓”来,叫她“聂元辛”我当时也这么叫了好一阵。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升学在即的1966年夏季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中学的停课状态一直持续着,看不出什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后来全国高等院校也陆续的全部被关闭了。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的就是教育界,什么燕山夜话、三家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教育界这些年来为什么培养的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到了8月18日,神州大地突然又蹦出了个新东西——红卫兵。8月18日那天,广播里能听到北京沸腾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那一天是林彪讲的话,他浓重的湖北口音重,“忠于毛主席”念成“忠如毛主席”,喊口号时,拖着长长的颤音 “万~~~~谁!” 。林彪讲话里提到了“要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马上被人们归纳为“破四旧”。这话抽象地来看,没有错儿。但他在那时一说,无疑是下发一道“灭杀令”,顿时,整个中国就开了锅。

  次日,各报整版登满了照片,最醒目一张是毛主席穿军装、戴袖标,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另一张,是著名的红卫兵人物宋彬彬给毛主席左臂戴红袖标。说到这儿,还要交代一下,这批小红卫兵,可不是一天之内就涌出了一百万的。这个组织它早在5月29日就成立了,由清华附中100名中学生发起。为首者,卜大华,和几名大名鼎鼎的人物。100好汉中,有一个为“红卫兵”名称专利发明者,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红卫兵”名称者,叫张承志。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逐渐成熟了,他们不太轻易甘愿充当政治斗争的炮灰,毛主席对这些人当然又爱又很,所以后来御封他们为:臭老九。中学生思想单纯,在多年的新中国政治思想教育下,非常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中学生心目中比上帝还伟大,我们就像一把干柴,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火焰。毛主席不愧是一位深晓谋略的军事家,他发动的这场运动就选择了当时在校的三千万中学生,和当年军事作战一样风格,让对手难以琢磨。


  在北京的带动下,全国批判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其实人们开始并不明白发动文革真正目的何在,连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大将都不清楚。刘少奇还特意派出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处心积虑地协助地方把握运动方向,防止再出现58年类似的乱子。他根本不清楚毛主席就是要革他的老命。炮打司令部命令一出,全国为之惊愕。


  红卫兵们冲上街头胡作非为,什么东西都要揪出来批判,今天的成绩,明天就会变成毒草,世界上好像已经没有正确的东西了。城市名、街道名、甚至人的姓名都冒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受到批判,刮起一股强制更名之风。还有不少人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革命,又掀起了一股改名换姓的浪潮。人们拿起户口本纷纷涌向派出所去更改自己的大名,什么向东、卫东、旭东、继东、红卫、向阳…… 这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词藻成了激进分子们热衷追捧的时髦东西。


  当年同班同学苗长野,家庭出身富农,他自己感觉到“长野”的名字有触犯天条的嫌疑,主动洗心革面改名为“苗永红”。辽源矿务局的四大矿(西安、泰信、平岗、梅河)分别改名为:反帝、反修、胜利、红梅。 离我家不远一个市场叫“三道桥”,可能是与三家村的名字有瓜葛,被强行改名为“红卫桥”,更名运动一时间将上上下下的名称改得一塌糊涂。


  地名的更改开始很不习惯,公共汽车每天都报新站名,有线广播喇叭每天都反复播送新改的地名,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浸泡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地就默认了。人更改姓名实在太滑稽了,特别是熟悉的人,每当集体点名时叫到他新鲜的“卫东”的名字时,他本人回答的声音都很不自然,大家会用嘲讽的目光回头注视他,甚至会引发一小阵哄笑声。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接受不了他政治味道十足的大名,在大庭广众之中习惯喊出他原来的乳名。

  更名之风刚刚消退,又掀起一股“破四旧立四新”的疯狂行动,许多珍贵的古迹、文物、藏书、国宝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那是一日三惊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红卫兵就又弄出什么花样来。“破四旧”,把常态的社会砸烂了,人们开始热衷于观赏别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这帮小红卫兵开始干些什么呢?——捣毁名胜古迹、禁止奇装异服、烧古旧书籍及字画、改街名店铺名、抄家、殴打“黑五类”分子、揪斗“黑帮分子”。如今凡你在名胜区看见缺鼻子烂眼睛的石佛石像,八成都是那时候搞的。


  文革命前,到上班时间街上人很少。进入8月后闲杂人多了起来,大街上乱哄哄的。汽车开过后传单满天飞,行人见了就乱抢。刚看上去有点儿像“五四”革命运动,但细看看传单内容,现在的人恐怕就要晕了——整个一义和团大师兄的逻辑和语言。下面列举清秋子的回忆录记载的几个例子:

  其一,“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绿灯颠倒过来。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表示‘禁止通行’?”

  其二,“现行的《毛泽东选集》是用白纸黑字印的,白色和黑色都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今后《毛选》用红纸金字印刷。”

  其三,“广大的革命群众注意,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底部的花纹是一个‘毛’字,穿上这种鞋,就是把‘毛’字踩在脚底下,我们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抓获设计这种鞋的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

  其四,“请大家注意,某月某日《吉林日报》第某版的主席像,在阳光下透过去看,背面是一行大标题,毛主席身上,恰好是‘毒蛇’两个字。强烈要求专政部门揪出隐蔽在报社的反革命分子!”

  其五,“副食品店卖点心蛋糕,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勒令从即日起只能卖符合工农大众的食品窝窝头!”

   等等,等等,左不过是这类货色,也不知道在申张什么正义,倒像是刚从北京安定医院跑出来的精神病患者。

   就算是大师兄,也罢。人家大师兄是灭洋,精神可嘉,而红卫兵却是专灭自己人,欺辱弱势群体,形同恶奴。

  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带着红袖标走街串巷抄家抓人,乃至祸灭九族。无知顽皮的孩子让他们“停课闹革命”当然高兴死了,特别是那些平时不爱学习的小痞子,这下可进入了天堂。有人在背后撑腰纵容,他们心领神会地手持铁棒去“砸四旧”,当造反英雄,喊出响亮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革中表现最积极有二种人,一是有野心的阴谋家,企图利用政治运动表现自己,把文革当作向上爬的工具,二是好逸恶劳者,从此再也不用去读那些“圣贤书”了,不用学技术搞生产,认为政治斗争神圣无比,是获取权势和利益的捷径。有头脑的人们都看得很明白,就是不敢说破了,造反派们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无天,把整个世界搅得一片混沌。哪个人胆敢说个不字,注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红卫兵们有一支响亮的歌:打!打!打!打他希巴烂! 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把他拉下马! 叫他靠边站!   


毛主席语录被称作最高指示

  那时候,被红卫兵砸了个落花流水的,有两类人,一是“黑五类”,一是“黑帮分子”。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黑帮就是在单位里被打倒的老教师、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黑五类其实原本就很惨,是社会边缘人物,苟且地活着,低人一等,连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之流,工资虽然高,但也是边缘化人物,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两者都是靠劳动吃饭的,根本谈不上是欺压劳动人民的恶人。正因为是弱小者,所以成了红卫兵痛打的“落水狗”。原本在60年代初,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就已经很厉害,红卫兵更是变本加厉,往死里糟践他们。


  东北文革的初始阶段,人们都用一种高尚的心情去理解对待这场运动,他老人家一声号令,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到全国去“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行动。这场大串联像潮水似的席卷全国,早期只要在学校开具一张“介绍信”带在身上,就能够走遍全国乘车吃饭不用花一分钱。我是共青团员,学生干部,不能不响应这场运动,否则别人会说你不热爱党,不忠于毛主席。


  文革那年我正在读初二,年龄刚满16岁,对政治之类的东西还很幼稚,只有一股上进的热情,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是“逍遥派”落后分子。理所当然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当中去了。参加第一次串联是由学校老师组织的,开始参加红卫兵必须是出身好的优秀学生,有老师和共青团出面组织领导,全校只批准了二、三年级中的100多名红卫兵。学校用红丝绸做的红卫兵袖标,上面印有毛主席题亲笔题写的“红卫兵”字样,鲜艳的红袖标戴在左臂上显得十分神气和自豪,因为不是好学生当不上红卫兵。 它成了一种荣耀受到尊重。

 
66年我也当上了红卫兵,自以为很荣耀

  辽源矿务局四第中学校的红卫兵编成了一个很大的串联队伍,男生女生总计有一百人,开始,大家不敢相信外出串联可以不花钱买票,因此没有勇气也没有计划远走,目标首先选定了离我们辽源市最近的吉林市和长春市,还规规矩矩制定了串联学习计划,老师叮嘱大家不要游山玩水,要把人家文革的经验学回来……


  1966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们的串联大军集结在辽源火车站,由体育老师还有三班的班主任带领我们。辽源火车站站长头一次接待这么大的串联队伍,看得出他显得很为难,不敢怠慢也不敢轻意放行。因为他有生以来没见过这样新奇的事情,上面也没下发文件说外出串连的学生可以不买票,如果他拒绝签发这张一百多名的团体票,他会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下场,注定会被戴上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如果站长草率地签了字,也怕冒犯铁路规矩,遭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站长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手里拿着我们的介绍信仔细地端详着,看得出他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我们的心也很紧张,如果他不签字,这次就无法离开辽源了。


  站长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后,他在介绍信上挥笔签发了 “批准”的字样。我们100多红卫兵,确切说是全校二、三年级最优秀的学生,每人领到了一张免费的火车票,大家顿时欢呼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百十人的串联队伍挤上火车后,分散在几个车厢里,男生和女上都没有座位,大家挤在一起有说有笑也不感觉累,全程一直站到吉林。由于二个年组许多个班级学生聚在一起,感到很新鲜,彼此好像都是新认识的朋友相互交谈着,站在我旁边的女生叫冷月凤,是二年三班的音乐委员,她们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如果不是文革串联,一个小女生无论如何没有胆量跑出这么远。


  串联大军冲出辽源后一路绿灯,没有哪个领导敢不批准我们的行动,没有哪个人敢阻拦我们,串连队伍第一站来到吉林市,走进吉林电力学院和吉林医学院后,发现大学的校园特别冷清,大学生们都去了哪里呢?一打听才知道,大学生都去了北京上海等地串联去了,他们用讥笑的口吻说:你们为什么不到北京去呢?来这里多没劲啊!说毛主席还要分期分批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前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收音机里传出后,我们在辽源还不敢奢望去见毛主席,那似乎离我们还十分遥远的事情,今天在大学生的扇动下,再也按奈不住平静的心情,不要去长春了,一定要去北京!在吉林学生的影响下大伙下决心要去北京,也要让毛主席接见我们。


  几个高年组学生干部在一起商量很久,胆子小的人主张回家,不敢贸然前往北京,北京是随便去的地方吗?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怎么办?众人的意见很难统一,到最后只好分道扬镳吧。庞大的串联队伍解散后,老师带领着女生还有胆子小的人,统统的回家了。剩下我们三十几个男生重新组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赶赴吉林火车站。


  到吉林火车站后,站长坦率地告戒说:北京毛主席又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北京城局部地区将实行戒严,接到上级命令,全国车站已经停止了北京站火车票出售!已经按奈不住躁动的心情,大家急得团团打转。就在这个时候学生中的芮庆生他很明白,说永定门车票可以发售的,永定门是什么地方?离北京有多远?能行吗……?大家都很疑惑,但最后还是撑起胆子领了三十张永定门的火车票。


  在吉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们每个人都分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座位号码,那号码印在一张小软纸上, 贴在火车票的背面, 没见过带有座号的车票,感到高兴和新奇。在辽源坐火车从来不给座位的,已经习惯了没有座位的车票,全凭力气挤上火车,不知道要站多久才能等到一个座位,还是吉林市伟大呀。吉林开往北京的那列火车是“快车”,速度非常的快,比去吉林时坐的车快多了,小站不停车,一闪就开过去了真够过瘾的。


  没有想到北京离我的家乡辽源太遥远了,那火车飞也似的整整开了一夜还没开出辽宁省的地界,火车还在呼啸着往前飞奔,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有些担心我还能沿原路找到回家的路吗?早上八点钟列车播音室通报前方即将到达山海关了,车厢里的学生们顿时激动起来。山海关在我们东北人眼里是一道南北方的“分界岭”,在山海关以东的叫“关外”,以西的叫“关里”。


  万里长城从山海关这里把地域一切两半,住在关外的人要比住在关里的人身价卑贱。关里人供应的粮食细粮和豆油就比关外的多许多,我们东北人每月只供应三量(150克)豆油,而关里人每月是半斤(500克),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政策,据说这个标准是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给他的臣民制定出来的,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陈三两”。这还不算,听说他还在极力号召东北人民要:“进一步的节油”因此我以出生在东北而感到自卑。


  一道万里长城把南北两地分成不同的生活标准,从小就羡慕关里人,他们不仅拥有温暖的生活环境、充足的蔬菜,更有比东北人多得多的大米白面供应。出生在关外的人永远没有机会迁徙到关里来,人的户口关系就是你生辰八字的“定身符”,心里默默地思索:出生在关里的人太幸运了,我为什么偏偏出生在东北?为自己的出生地感到沮丧。学生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神秘而重要的关口,一定要详细看看划分人们命运的“疆界”,更何况这里还有许多关于孟姜女的传说……


  火车驶离山海关不久就到达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北戴河。在东北人的心目中,北戴河是一个神话般的度假胜地,也是我心目中的天堂,她不单有浩瀚的海洋松软的沙滩,还有许多高级疗养院和国家领导人的别墅。能够有幸来到北戴河的人都十分的骄傲,过去只能道听途说的了解些一知半解的东西,那时的贫民百姓几乎没有可能来到这块圣地。


  生平第一次看了到大海,虽然站在车厢里眺望那远在天边的扁扁一线海洋,心情也是异常激动。掂起了脚尖希望能多看到些令人神往的大海,透过车窗看到了漂浮在海中的巨大轮船,全车厢的学生们和我一样高兴的欢呼起来。今天能有机会路过这里感到十分荣幸和满足,也产生了一种“骄傲”的感觉,那是因为在当时没有多少有胆量的红卫兵能到北京来串联。


  火车在下午时分到达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列车一进站就听到咚咚拆拆的敲锣打鼓的声音,站台上人们举着横幅和红旗,不停地高呼着口号,那是北京人欢迎外地红卫兵来北京串联。我们高兴的下了火车,这时才弄明白,永定门就在北京市里,原来北京有好几个火车站。离永定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个体育场,那里设有首都红卫兵接待站,来自全国的学生纷纷到这里报到。我们很快就办好了接待手续,被分配在鼓楼东大街甘水桥的一个俱乐部里。


  到北京串连的学生每个人发给一张红色的公共汽车月票,凭这张月票可以在市里乘坐任何一路的汽车,只有45路以上郊线不可以乘坐。到达北京的当天正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家来迟了一步,赶不上这次接见了,只好住下来等待十一国庆节看上毛主席一眼。当时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也好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在北京好好玩玩。


  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第一次见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的学生,他们像外语一般的方言,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惊奇,中国还有这般奇怪的语言简直不可思议。外地学生大量涌入北京,驻地也逐渐紧张起来,我们由原来住的甘水桥调整到了什刹海,安置到一个航海俱乐部里面,里面有许多遥控船舰模型和汞气充电设备。走出门口就能望见很大一片什刹海的水面。


站在天安门前感觉像在梦境中

 

  北京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绿瓦红墙金碧辉煌,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人惊叹不已,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每天不知道被周围的东西感动了多少次。我们乘上了5路公共汽车,那车从天安门旁边驶过,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天安门城楼,这个令全世界都瞩目的建筑他就在我身旁,此刻又开始怀疑这是否在梦中,整理了一下心情,看到熟悉的同学都在身旁,感觉到周围的气息都是那样的真切,断定是处在活生生的现实中,肯定不是梦境。可是过了一会还是像回到了梦里,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北京了。


  从踏进北京的那一刻,心情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兴奋状态,红卫兵接待站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北京地图,如获至宝地捧在手中认真研究起北京城来。北京城四四方方街道横平竖直,就像一个下象棋的盘子。上面的地名非常有趣,都是对称的:天安门-地安门、天坛-地坛、东四-西四、东单-西单、东直门-西直门、左安门、右安门……无计其数,可以断言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完美无缺的精神。好奇地拿着地图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不厌其烦的讨教北京的新鲜事。


  登上颐和园中的万寿山,眺望如画的昆明湖,昆明湖中艳丽的荷花依然开放着,岸边修长的垂柳随风摆动,颐和园美丽的风景让我感慨万千,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迷人的景色。上小学时有一个金属文具盒,上面印的就是万寿山的风景画,那时不知道这个万寿山它在那里?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注视着这个万寿山,曾经幻想着走进这个美丽的地方该有多么的幸福!今天真的进入了这幅“画”的当中了。


  穿过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后,眼前又出现一个和天安门一样的“端门”城楼,再穿过端门城楼就来到了午朝门前,这里是故宫的大门,雄伟威严。走进故宫眼前豁然开阔,庄严的太和殿出现在眼前,汉白玉的栏杆一级又一级象征着帝王等级的尊严。穿过金碧辉煌的故宫后径直登上了景山公园,站在景山主峰上,硕大的北京城尽收眼底。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城,美丽得让语言变得贫乏了,再也找不出恰当的语言去描写那迷人的景色。从南到北一条中轴线上依次矗立着前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我可以断言世界上再没有能与北京城相媲美的皇家宫殿, 我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感到骄傲。


  当走进北海公园时,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少年时的儿歌又重新响在耳畔,美丽的白塔倒映在一潭碧水中,我们划起一只小船荡漾在平静的水面上,船儿泛起层层波浪,向远处望去,正是歌中的“绿树红墙”,我们当真的游走在诗话之中了……(点播《让我们荡起双桨》)  

  由于喜欢北京,产生一种种爱屋及乌的效应,开始喜欢起标准的北京话来了,许多学生也把舌头卷了起来说话,听起来很不舒服。辽源市属于辽河流域,讲话口音与沈阳接近,不分卷舌和翘舌,如果说一段绕口令:我上四平市,买了四十四斤西红柿……会让大家捧腹大笑,他们学起普通话非常别扭,和听凤凰卫视卢宇光的播音差不多。

 


作者当年文革期间在北京(左1)

  北京的公共汽车太多了,从跑在长安街上的一路公汽到郊线的近百路的编号,而且有许多线路的车都由上百辆大型铰接车组成,一辆接一辆的开行,有时坐在前面的公交车上能看到本线路下一个班的车紧随其后,对此感到非常新鲜和羡慕。我们辽源市的公交车每个班次间隔要上十五分钟或更长,有急事的时候常常让你等得心急如焚。对北京第一次有了量化的了解,在我的家乡当时最多只有五路公共汽车,心里恰算着要将近一百个辽源市才能低得上北京这么大,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想象中的北京应该比我们的长春市大不了多少。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城市,首都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列的文革

  我们终于等到了十一国庆节,在北京过十一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平时过国庆节要把所有外地户口的人员一律清离北京,就是北京人的外地亲属也不能在京逗留,必须准时离开北京,据说是为了防止坏分子破坏北京的治安。这样的政策使北京人的户口变得更加尊贵,北京人自然就成了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这一年与众不同,外地的红卫兵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特批,准许留下与北京人共同欢度国庆节,我们感到格外的荣幸。


  北京人对组织大型集会非常有经验,外地红卫兵提前一个星期就被编好了方队,有专业人员老师组织大家演练队形,练习喊口号,就等国庆节那天有组织的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9月30晚上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份便携式餐食,那是二个面包二个鸡蛋还有咸菜。夜里三点钟集合出发,步行到长安街东边很远的一个大院子里集结待命,天亮之后北京全城都戒严了。我们许多人穿着绿色的红卫兵“军装”上衣,腰间扎一个武装带。我贫穷的家境,买不起绿军装,只拥有一个绿色武装带扎在腰间,自我感觉也挺神气的。


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

  北京的十月凌晨非常寒冷,我们蹲坐在一个指定的位置不允许随便走动,拂晓前冻得浑身发抖。天渐渐的亮了起来,这时看到参加游行的人群多如潮水,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那个场面是难以想象的。这么多人上厕所撒尿怎么办?北京人的办法真高明,在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设有一排排的条形金属盖板,用金属钩子掀开之后就能成为临时“厕所便坑”,用高高的席子围起来,供给在一天中游行队伍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使用。人流不停地从长安街的东头向西涌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如此之众的厕所群,完全有资格载入吉尼斯纪录。


  上午九点钟国庆典礼开始,长安街上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洪亮的东方红军乐声,毛主席伴着欢呼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人潮鼎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女二名播音员,不停地伴着音乐进行解说。从人民大会堂到历史博物馆前站满了整齐的方队,人群中人们个个手举着毛主席语录,欢呼声响彻云霄。红卫兵的队伍分批路过天安门前,人们疯狂的摇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的朝着天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欢呼跳跃,招手致意。

 
如痴如狂的学生手举红宝书向毛主席欢呼

  大约在11: 30左右,我们的队伍才开始移动,大家列着横队手臂挽着手臂,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天安门挺进。长安街实在太长了,一直延伸到天际看不到边,中午艳阳当空,气温越来越高,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慢慢的湿透了里面的球衣。看到其他同学后背衣服上也渗出了汗水,汗水蒸发后在衣服表面留下白花花的汗斑。队伍不能停下来,随着涌动的人流向前推进,中午饭只能在行进中吃了。面包咸菜塞进了嘴里大口的咀嚼着,就是鸡蛋打不开吃不到嘴里。我灵机一动将鸡蛋迅速在武装带的金属扣上撞击,那鸡蛋壳叭的一声就裂开了,大家全都跟着模仿,整个队伍纷纷效法我发明的打蛋方法。


 一点钟左右才走到了天安门前,为了多看上毛主席一眼,大家早已忘记了事前宣布的规矩,我们的队伍已经溃不成军了,人们相互推挤着拥过天安门。许多人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拼命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人们越来越疯狂,人群相互推挤和踩踏,使许多人丢掉了鞋子,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无法拾起落下的鞋子就被拥出了天安门。撤离的人群被挤得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游行结束后,长安街上散落的鞋子使用好几辆解放牌卡车装运走的。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还记忆犹新。老三届的人们为什么会那样疯狂?那是对伟人的崇拜,青春期少年特有的本能追逐自己心中的偶像。现在有许多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行为,就如同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现在年轻人疯狂的追星族一样困惑。

     
  离开天安门回到驻地,看到了电视机中还在播放当天的游行盛况,那是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天津产的北京牌,黑白显像管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电视节目不是每天都播出,只有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日白天才有。当天晚上驻地负责人组织我们外地学生到天安门前看焰火,听到这个消息可高兴坏了,小地方的人哪里看过礼花呀?带队的领导把大家安排在西单燃放地,天黑之后北京城再一次戒严,华灯亮起,节日的北京城五彩斑斓,异常美丽。


  晚八点钟左右礼花万炮齐鸣,在天安门广场、西单、王府井几个地方同时燃放。巨大的隆隆响声中,北京天空被染成了红色、绿色、黄色……从来没有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焰火的形态千变万化,美不胜收。燃放礼花的是一群解放军战士,使用60迫击炮发射,每个燃放点数十套装置,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齐射出,在空中炸开巨大的鲜艳花朵,美丽的北京城让我终生难忘。


  串联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非常虔诚地遵守纪律,每到一处基本不游山玩水,认真的到大学里面看大字报、写心得笔记、与当地的红卫兵头头交流文革经验。走出家乡后才发现我们像一只井中的青蛙,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让人大开眼界。慢慢的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毛主席免费让我们出来搞串联,他老人家赋予红卫兵一个神圣的使命—“煽风点火”。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接待,亲切的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竭尽全力的安排红卫兵们的食宿。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外出串连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大批学生潮水般涌向北京,居住和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地方安排就住在学校、工厂、体育馆,被子不够时,有的职工甚至把自己家里的被褥拿出来接待我们。那场景真的非常受感人,我们的人民真是善良纯朴。


  北京串联结束后回到了辽源,我们是辽源市第一批进北京的红卫兵,学校和邻里的人们都非常崇拜这批人,羡慕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北京文革的形势对下面的影响颇深。看到人家的红卫兵根本不是由学校组织的,而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和领导。一股热情上来五分钟就可以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比现在领营业执照还要容易,橡皮公章立等可取。组织名称随便自己起,什么花样都有。那名称起得越来越大,还是觉得不过瘾,最后变成了要多大有多大。


  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千奇百怪,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毛野人战斗队、鬼见愁联合暴动队、毛泽东思想造反大军、818联合造反兵团、依天剑战斗兵团…… 学生们的胆子变得更大了,几乎所有的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都跑出来参加大串联,此刻全国大串连的高潮正式拉开了帷幕,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串联,哪个人敢反对?


  串连的人群成指数规律上升,火车严重超员,行李架上厕所内都挤满了人,如果有谁出面企图阻拦,红卫兵就用刚学会了一个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来攻击他们,究竟对谁造反我也不太清楚。回到辽源后不到一个星期,和班里七名男生又重新组成一伙南下大军,带着地图开始向更远的目标进发了,我要利用这次机会饱览一下祖国辽阔的疆土,去亲历一下地理课本里所学到的内容。


  我们七个人再一次来到北京,这次由于来京串连的人大幅增加,接待安排足足站了一天才排到。这次赶上了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老人家坐在敞篷汽车上飞速的从长安街上驶过去,欢呼的人群依旧疯狂。这次是我最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心里产生一种满足感。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就乘火车长驱南下,第一站来到了湖北武汉。


  和周永涛在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下留影纪念,二个人合照可以节省底片费用,我必须精准地控制每一分钱开销。那是苏联帮助我们建起的第一座长江上的大桥,为了架设这座桥,古代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不得不搬迁让路。我们在武汉大学美丽的东湖畔漫步,沿着洛迦山走近东湖,东湖水清澈透底浩瀚无边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离开湖北后继续南下来到长沙,住在长沙塑料厂职工宿舍,那是刚刚为我们腾出来的女职工宿舍,蚊帐被子都是职工们自己的,长沙人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外地的学生。工厂为串联学生提供的伙食也很丰盛,就是那个早稻大米吃不太习惯,用木桶盛装的米饭,硬梆梆的没有一点粘性。湖南和许多地方还实行16量一斤的老式计量制式,食堂的饭票就是这样的,感到非常的奇特,有一种亲近古人的感觉,据说那还是秦始皇时期留下的计量标准。


  我们到长沙不只是要看看岳麓山的风貌,更主要是要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瞻仰朝拜。学生们乘坐带棚子的卡车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上百辆的卡车载着外地红卫兵疾速驶向韶山。湘潭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弯弯的浏阳河像玉带一般缠绕着葱郁的大地,缓缓的流入湘江。 这次外出串联前妈妈给我带上了家中仅有的18元钱,我必须精确地计划着每一分钱的用途,以确保能在全部路程中不透支。


  在各大城市的红卫兵接待站都免费提供食宿,唯独在火车上的饮食要自己支付。再有就是每到一处革命圣地都要拍照留影,虽然每份照片只有几毛钱,可是积少成多非常可观,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尽可能与同伴拍合影,大家共同分担底片费用。坐火车时勒紧裤带不吃不喝,在南京的中山码头上出售的面包每只才五分钱,坐在对面的上海学生们很有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吃面包,虽然一天没吃东西了,还是舍不得这点支出,就咬紧牙关闭上眼睛装睡,害怕被人家看见饥饿得直流口水的样子。

  每到一处接待站都设法储备许多馒头咸菜带在身上,必须学会理财才能顺利的走完全程。用这18元钱依次到达了北京、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四平、辽源,完成了围绕大半个中国的闭合行程。

  回到家乡已经是11月下旬的隆冬季节,天地间一片白雪茫茫。由于在外面看习惯了大城市的街道,在辽源火车站下车后再看家乡的街道变得十分窄小,昏暗路灯下显得格外凄凉。在外面漂泊一个多月了,思乡心切,急匆匆赶回八千米的家中后,兴高采烈地上前敲门,心想这回要给妈妈一个惊喜,只敲门不吭声,看看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反映什么样子。
雪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路上房上一片洁白。家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出来开门的人是一副陌生面孔的男人,我问那个人:你是谁?为什么住在我家?那人操一口外地口音反问我你是谁?我还不认识你呢!顷刻间,脑子嗡地一下全蒙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那人用手拦着不让进门,我强行探头向里面张望了一眼,里面还有一名中年妇女和一个孩子。

  定了定神,难道是我走错路了,走到了别人家?回身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再细看看房沿和周围的景物没错呀?房子外面虽然有些微妙的变化,但仔细观察一遍确认没错,这就是我家!奇怪的是屋子里的摆设怎么全变了。当时以为发生了妈妈讲的那个神话故事里“洞中方一日,世上乙千年”的事情了,难道我在外面疯疯癫癫串联一个多月,真的就跑到了下一个世纪了吗?那个人光当一声关上了门,我站在门外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小时候清晰记得妈妈讲的故事,从前有个叫王质的砍柴的人,以砍柴为生,一天他带着斧子镰刀进山砍柴,休息时路过一个山洞,就走进去休息一会。洞中遇有两个白胡子老翁坐在石桌上下象棋,砍柴人放下工具俯下身去用心看起了下棋来,时间已过晌午,肚子有些饥饿,老翁送给王姓砍柴人一个酸枣核,说也奇怪,那枣核放到口中后就不饿了。当看完二位老翁一盘棋后,再看自己脚下的鞋子已经腐烂风化,一阵风吹来,鞋子变成纸灰一样的东西随风而去,他再去企图拾起斧头镰刀时,那斧头镰刀的铁头早已锈蚀成一滩褐色粉末,回头再看下棋的二个老翁也已经无影无终。

  砍柴人走出山洞,往日下山路已经被高大树木封死,他艰难地爬回到家中,虽然房屋依旧,但屋内的人他全不认识了,眼前的一切让他不解,忙上前质问,这个房子的主人可是姓王?对啊!是姓王,那你们认不认识王质?众人说:听早辈人讲,我们的祖先王质一千年前进山砍柴一去不复返……你们竟瞎扯,哪有一千年,上山一天还不到呢,我就是那个王质!众人听罢群起而攻之,打死你个狗杂总!胆敢冒充我们的祖宗!王质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已经得道成仙了。小时候对妈妈这个看棋成仙的故事非常欣赏,时常幻想着有一天走进山洞也能遇到个仙人点拨,变成神仙。

   今天的遭遇和妈妈故事中的情景多么相似啊?怪不得这些日子总像在梦境中,我早就觉得大串联的事情蹊跷,哪里有不花钱就可以跑遍全国的事情?难道真的发生了时空错位?这么说我也得道成仙了?我在屋外仔细打量着房子周围,的确发现有许多异样的变化,屋檐、墙角都有破损,路面也出现许多车辙碾压凹陷下去的痕迹。一个多月不会发生这么多改变的,真的是发生了千年时光跳跃?难道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真是我们贾家的后裔?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又害怕任何真相出现,心里十分恐惧。

  天很晚了,在外面犹豫了一会,还得硬着头皮上前去敲门,就算我提前跑到了21世纪,也只有我们这个“后裔”能提供些线索啊!那个人已经十分不耐烦了,这时才听清楚他操的是山东一带的口音,山东人脾气掘犟,心想和他说话不能太硬,免得挨揍。请问,原来住在这里的老贾家到哪里去了……?你佛的啥俺不懂!那人一问三不知,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交流,再僵持下去恐怕真要打起来了。就在这时,邻居老卢家二丫听到争吵声跑了过来,她告诉我说:“你家分新房子了,这间房子卖给一家刚从山东来的移民,你们全家已经迁到自建区大车队院里。”我如梦方醒,又是惊又是又喜,飞快地向新家方向跑去。

  并没有发生时空错位的事情,倒让我有些失望,这个自建区大车队很远,还有七八里的路程,在火车上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踏着厚厚的白雪一路疾驶赶到了新家。见到了久别的爸爸 妈妈 弟弟 妹妹,高兴得差点流出眼泪。

  这次大串联让我终生难忘,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疆土的辽阔,山河的秀美,亲身感受到了江南低纬度地区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从湖南韶山毛主席家打谷场上摘回来一只棉桃,从江西赣江中捞出来一个田螺,在江苏南京带回一块雨花石。亲耳聆听了南北方言的巨大别,还学会了不少方言土语,回到家中能像说相声一样的表演给他们听,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所到之处的各地风土人情让我大开眼界,在东北的时候还以为南北各地主食都吃高粱米和玉米面呢,还以为全中国的人们也像我们东北人一样睡在火炕上。这次大串联后突然长大了,象青春期少年一样对江南的美景一见钟情,从此以后心中种下了一个颗“爱情”的种子——深深地钟爱上了江南,爱上了长江,可是心里非常清楚,那只能是个梦,是永远永远没有机会变成现实幻想,因为那时的户籍制度,每个人就像一颗钉子,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就牢牢地定死在一块木板上,几乎终生不能离开寸步。

  自从迁回到自建大车队后,家里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观,新分到的房真好,这里原来是西安矿马车队使用的院子,院内养有成群的骡马,现在马车队改成汽车,搬到西安矿院子里了,剩下这所建筑就一劈三半,改建成三套住宅,分给了我家一套。我家住在西面,面积最大,中间给了张姓的工亡家属,东面是一家杨姓的退休职工。房子是砖瓦结构的建筑,比原来八千米和自建的房子都大都好。

  大车队好大一个院落,用厚板皮钉成的栅栏,组成一圈高高的围墙,前后都有菜地,足有七八亩。一条小道通向南面的大门,长长的道路有几十米,二边栽种着扫帚眉花草,夏天到来满园葱郁。院子的前面、后面、西面全都种上了蔬菜,有玉米,土豆、菠菜、芹菜、辣椒、豆角、茄子、黄瓜……有了这些菜地,再也不用发愁蔬菜供应了,几乎全年不用出去买菜,家中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外面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学校不开课,也没有人通知我们干什么,就在新的家园中寻找乐趣。院子围墙边长有许多野生的天天、三角菜、大叶灰菜、苋菜等多种野菜,小时候挨饿的遭遇和这些植物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除草时故意保留下它们。受宠的野菜得到呵护后疯长起来,把院墙围个严严实实,我还像同年一样跑到天天秧里摘取黑色的果实。园中还生活着蛐蛐、蚂蚁、田鼠、西南角的乱石堆中还有一窝黄鼠狼,这里成了我的自由王国,就和鲁迅小时候家中的百草园一样美好。

  大串连的风暴足足掀起一年多的时间,参与人的动机也越来越恶劣,除了学生以外社会上的闲散杂人也混迹其中,全国铁路混乱不堪一派狼籍,大串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天下变得越来越荒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得不下文件,要求停止大串联,但又不能说出“停止”的字样,委婉的开导学生去学习红军用两条腿徒步串联。大连工学院的大学生们用了一个月时间从辽东半岛徒步走到了北京,一时间又兴起了另一股徒步串连的热潮。
在文革中人们最害怕的就是出身不好,那些出身欠佳的人不敢喘大气,如果被造反派盯上,十有八九要大难临头了,他们可以随便打死一个自认为“有问题的人”,然后还得意的叫嚣:死了活该!不死活埋!总之,红卫兵是一个以血统(出身)纯正与否为条件,来吸收成员的组织。成员穿旧军衣军裤,腰扎宽皮带,臂戴红袖标,戴军帽女子亦然。后来人的眼睛看,全国的红卫兵是狂徒,北京的红卫兵是恶棍,北京西城区的红卫兵是土匪。

  张承志笔下“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动机纯洁”的革命小将们,他们在北京,一个多月里,就革掉了1772人的老命,在北京大兴县,竟有22户被灭门,死的最小的一个,出生才28天!小子们固然可以“理想主义”,但是天理何在呀!当然了,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张先生尽管可以继续“礼赞”他的红卫兵,在当今走向法制的社会里有何感想?
不久从北京红卫兵发源地又传来新的阶级划分界线,明目张胆地宣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有一句非常露骨的歌词: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
  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白)你就滚他妈的蛋!
      
  这歌里的“老子”,是指爸爸。红卫兵的“思想”,在这两句词儿里,可见一斑。也不知道什么人制定出来的标准,对学生也要进行类别“划分”,依据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两档。


  我爸爸不是革命军人,也不是高干……注定分不到红五类当中去了。我家出身是中农,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虽然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顶多只能闹个“可团结分子”。恨爸爸的上一辈人为什么把家庭搞成个中农, 只求上帝保佑千万可别把我分到黑五类里面去!被划分到黑五类里面去的学生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连人都不能算,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了。 


  类别划分的浪潮刚刚过去,紧接着是一场夺取政权的政治运动,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纷纷占领政府机构,扬言现在的政府都是走资派盘踞着,要学习法国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辽源市八一八红卫兵煽动学生攻打辽源市公安局,焚毁公文,砸烂公检法的办公设施,最终夺取了革命政权。在当时全国许多政府机关纷纷被夺取了政权,几乎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们都是一些政治狂徒,他们的各自政治主张就如同今天台湾的红、绿、蓝各个派别,根本无法调和统一,派性就此产生了。


  造反派武装夺取政权后,架起自己的扩音设备,昼夜不停地进行政治宣传,每天都开车出来搭台演讲,大街小巷展开辩论和示威。工矿企事业也受学生的影响,纷纷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家庭成员中由于各自参加的革命组织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为了派性利益,许多家庭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我在学校参加的是818红卫兵组织,是属于公社派,爸爸在单位参加的组织是属于红二派,回到家中不能谈论外面的时局,有一次控制不住和爸爸辩论了起来,爸爸大怒:今天要砸碎你的狗头!吓得我抱头鼠窜。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各省市当地驻军队不得不进行了军事管制,造反派在如何对待部队方面又产生了分歧,生成了反军派和拥军派。辽宁省更为复杂产生了三大派别:辽联、辽革站、831。我们吉林省还好只有二派:公社派(反军),红二排(拥军),两派打得难解难分。当口头辩论不能击倒对方后,就发生了武装械斗,武斗节节升级,还觉得不过瘾,就演变成到驻军抢枪炮弹药,甚至动用直升飞机坦克攻打对方的碉堡和大楼。

 
  据史料记载,7月5日省城长春,二总部设在市医院大楼的广播站,惹恼了长春公社。五千多社员围住了市医院,逐层攻坚。许多人到现场去看过,红二的第一、二层楼已经失守,不少人站在很高的楼顶,看样子都是文职人员,手举红宝书有节奏地挥动着,俨如当今的“跳楼秀”,极具悲壮。战斗进行了整三天,两派在舆论上都造足了势。招来数万两派观点的群众,围在医院外面看热闹。公安“红色造反团”派了一架救火用的云梯车,开赴现场,缓缓升起云梯,往下救人。救下来一人,红二群众就是一片掌声。公社哪里肯让对手如此放肆,一把火把云梯车烧成了废铁。事后红二控诉,说云梯车乃东德进口,价值30万,长春黑社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长春公社则反唇相讥,说动用救火设施来参加武斗,是慷国家之慨,又说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把发动机憋着了火。口水文章,你来我往。楼内的红二人员,连饭食都没有,红二的许总指挥居然让航空俱乐部派滑翔机出动,向市医院楼顶空投大饼。飞机临空,下面的百姓哗然,长春公社趁机鼓噪说,这是“省军区派直升飞机营救红二的武斗人员,咱们要血战都到底!”


  面对失控的局面,中央上面三令五申地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们置若罔闻。四平火车站被造反派占领后用机枪扫射过往的列车,企图制造血案嫁祸对方。武斗中候车室被纵火燃起熊熊大火,楼顶上的二名女红卫兵播音员在被大火吞噬的楼中不惧生死,用流利的普通话慷慨激昂地播音,宣传他们坚定的派别主张,直到大火夺去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停靠在四平火车站内列车上的乘客目睹了那场悲剧,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黯然落泪。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风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愈演愈烈旷日持久,斗争越来越残酷。我在无奈中苦苦地煎熬着,期盼这场噩梦早日醒来,可等来的却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扑面而来的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和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昨天还是在一起的革命同志转瞬间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老干部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统统被打成了“走资派”。回头看看我们朝夕相处的老师也被抓起来批斗,科学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曾经喜欢过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东都被那些狗屁理论家们批判为:“资本主义”,凡是大力提倡的“革命东西”都是令人作呕的空话、套话、废话。黑与白完全颠倒了…… 


  那个年代,中国的社会运作有两条奇特的路线。一条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说民国时是军阀乱天下,那文革就是文人乱天下。康生、江青、陈伯达,都是文化人,讲起话来一张口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江河直泄,停不了。这些刀笔官吏点了谁的名儿,就等于让谁死;他们点到哪里哪里乱,所用的语言,多半是判断语句,比如,“某某某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某某某那个人可是坏得很哪”、“某某地方至今还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等等。文革从发动那天起,他们就是这么在忽悠,先把小孩忽悠起来闹,又把大人也忽悠起来,一浪接一浪的,直搞得全中国鸡飞狗跳,乾坤上下浑浑噩噩。

  升学深造的理想从此化做了泡影,孕育在心中的十几年的成才之梦,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降临而破灭。手按胸口仰望苍天,上帝呀!谁能告诉我,真理何在? 是谁,为何要断送我们这一代人? 我彻底地绝望了……


  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天天回家都自觉收听“星星火炬”和“小喇叭”广播节目,早早就入了“少先队”。心目中所理解的“革命”,应该是让人活得更美好。但眼下这场“革命”,却是不让人活。这怎么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究竟要干什么?隔了无数的尘寰回首往事,永远会记得,在那个武斗烽烟四起的年代,一个人踏着雪地步行回到新家的少年,他跟现在的少年们一样,心中同样充满对美好世界的渴望。

  本章中部分史料摘自清秋子《文革回忆录》

 

文革资料附件: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到会者。

  ②“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③“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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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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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分,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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