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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三十五)----南国悲歌  


                                                                     双击自动滚屏


   回到海南后我深刻地反思了我失败的教训,在辽源的时侯,我的成果屡屡被人窃取,我只知嫉恨徐主任自私,恨那些腐败的领导;到镇江后被围追堵截只能怨齐书记的霸道,现在逃到了特区也没有摆脱厄运,搞到了这个地步又怪谁呢?我慢慢地明白了过来,不单单是哪个人的腐败和官僚作风原因,所有的根源在于体制。深圳特区也好,海南特区也好都不能解决国有体制僵化的运行模式。我跳来跳去还是在国营企业中打圈圈,一位苏州的朋友张开浩风趣地说我们:“你们是从屎窝挪到了尿窝!你们好不容易从国企中逃出来为什么还要再进入到国企来呢?”一席话说得我如梦方醒。 

 

       我结婚时的梳妆台,高低柜,沙发,五斗厨每件不到十元钱售出

 

  我把哥四个召集到了一起,我说:“我们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要尽早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国企里你就算有天大的能耐,他高兴就用你,不高兴就整你。我们也别为这个厂长的位置打争夺战了,我们出来几年了把户口和公职都混没了,也指望不上特区发展总公司为我们做些什么了,它内部也是危机四伏,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哪有精力顾咱们?我的意思是尽快转制,抓紧筹建一个集体所有制或私有制企业。”由于品牌问题,我们不能突然跳转到私企,用户会产生恐慌,外界对私企很歧视,我们还得要设法包装一下。具体的做法是我还在这里守着阵地,另外注册一个私有制的“海南矿山技术服务部”,指定林贵华出面担任私人企业法人,我们大家各自拥有四分之一的股份。我认为林贵华比他们几个本分些也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我们明确地阐明了利益关系,扣除成本和员工工资,税后利润为四人共有。大家立下了字据, 打手击掌指天发誓,并再三告诫林贵华, 企业所得是大家的,你只是个代理, 你可以支配部分资金,但最高限额10万元,你一个人的吃饭穿衣连擦屁股的卫生纸都报销也用不完。我们的目标要为每个人奋斗一套住房, 不能继续飘泊下去了, 谁要是私吞利益就…… 

  服务部很快就办理了下来, 另外租的厂房,聘请了会计, 还从总厂调集了一批安装技术人员过去, 很快就运作了起来。办工厂对我们已是轻车熟路,那年的市场比较好,经过一年的奋斗产值接近了500万元。税后利润算下来应有130万元左右,理论利润和实际盈余有个时间差,我们在房产价格最好的时刻提前拿下了五套现房(就是在《梦幻泡沫》中所提的房子)。不能等待年终结算再购房,怕失去良机,我们的决策非常正确,很快就搬进了新居。五套房子是我通过朋友筹措的资金垫付了房款首期,我想有那项目的利润作后盾付款是迟早的事。当我们追着林贵华付房款时,他迟迟推说货款没到帐。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次追他都说在办,并且提出一个请求,他说:“我干的产品与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是一样的,万一特区发展总公司追查此事说我的技术侵权怎么办?”他要求补办一个技术咨询合同,主要内容是:他每年向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上缴五万元咨询费,有权生产相同型号产品,利润自行支配,这样就合法合理。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在他早已起草好的协议上签了字,那协议书的日期向前推了一年,(我现在是副职签字无效)。没料想这是天大的一个阴谋。他几乎全部侵吞了服务部那笔利润,货款根本没到帐就从用户那里转移到了深圳。在我们准备起诉他的时候,他带着公章早逃得无影无踪了。当我想起他的那套住房时他已提前把房子卖掉了。那个服务部他也不要了,扔下一团乱帐和没干完的工程。我坐下来再一想才明白过来,刚刚给他补签的咨询协议书成了他的护身符,我已给了他合法的生产权,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没有理由告倒他。再拿出当年我们的合股协议书找律师咨询,我们得到结论是:由于你们不属于国营企业,算不上贪污,只能算作股份纠纷,目前没有立法不好管。我眼前一片漆黑晕倒在了办公室里。  

  那些没有完成的合同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与我们成交的,安全监控系统,人命关天,我的责任重大。资金都让他拐跑了怎样履行合同?撒手不干会牵连许多好朋友,他们是信任我才签的合同。每套系统六七十万变成一场骗局?他们都有妻儿老小我不能坑害他们!为了不使用户发生恐慌,我还不能把丑闻扩散出去。我一定要撑住,无论如何也要把合同兑现完毕,就算倾家荡产也要保护好那些用户朋友。我的另一场劫难是在朋友那里拆借的那笔房款,服务部的资金已被掏空,留下的只是一摊子没有履行完的合同,我再也无能力按期承付那笔房款。只好重新变卖已到手的房子,补上了朋友的借款。

 

               十年后李超家三口人又回到小楼前 

    

  受到重创的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因付不起每年八万元的高昂房租,被迫迁到了义龙路远东大厦一套180平米的套房中。我们唯一的出路是重整旗鼓,有现成的产品和市场,只要企业不破产就能很快复苏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抓住市场,多揽合同。当我赶到北京时,听到又一个惊人的消息,林贵华利用拐走的资金重新注册了一个工厂,名字叫“海南华光煤矿安全仪器厂”,并且疏通了上层领导,打着我们的名义,利用相近的厂名把我们的合同全部签进了他名下的厂子。这个厂子他预谋很久了,他后娶的老婆是他的高参,我不得不佩服他干得相当有水平。就在我惊魂未定的同时,又一个爆炸性新闻传出来,郑建杰也亮出一个自己的工厂,名字叫“海南新远煤矿安全仪器厂”,几乎与林贵华同时亮相,把当年的合同几乎瓜分完毕。  

  这两个人的叛逆,始发于一年前的新厂长任命,那次告状后总公司下令将黄伯光调任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厂长,那哥几个一见几次计谋都不得手,搞下去了老贾,又来个黄伯光而且管束的力度一天天在加强了,一看大势已去,就改变了主意。 往日“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的辉煌养成了郑建杰的骄横,他自认为是开国功勋,所有人都不在他的话下,那辆五十铃皮卡被他霸占着,没人能管束得了。黄伯光来后重新整理了财务制度,所有支出都要厂长亲自批准。郑建杰不听那一套照样我行我素,一次开车出去玩,撞坏了前保险杠,自己给自己批了个条,就到会计那里就去支款,林会计不给他支,一怒之下他用咖啡瓶子把林祖奇的脑袋给开瓢了,那厚厚的咖啡瓶子从上方砸向他的颅骨,瓶子碎裂后,尖利的瓶口直刺头皮鲜血如注。幸好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林祖奇是海南临高人,海南人乡土情深,当他的家乡人 知道林被打后,来了十几个莽汉手持砍刀和利器包围了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要杀死郑建杰给亲人报仇。那场面非常恐怖。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我们把郑建杰藏了起来才使他免遭厄运。事后总公司下令撤销了郑建杰的副厂长职务,现在他另谋出路也算情有可原。他的性格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明着干,不太喜欢搞阴的,就象劝我让权是说在了明处,也算一条汉子。我还真有几分佩服他。  

  林贵华性格比较内向,四个人中最没有机会出人头地,他可能也清楚这一点,他没有参与弹劾我的表决,也没去总公司告我的黑状,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现在他应验了他的信条—— 有了机会绝不客气, 他从来不懂什么叫哥们义气,为了那块利润他早就不记得了哥四个的誓言,忘记了桃园三结义般的承诺,亲爹也不行,象狗一样的吃独食。  

  厂里的合同被他们二人分光了,没有合同就意味着死路一条。厂里这么多职工还没发工资,象嗷嗷待哺的小鸟儿,在服务部工作的职工也没领到工资,林贵华不仅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为他工作的员工。他们找不到林贵华就来找我算账。厂里积聚了一群情绪激动的人群, 我鼓起勇气用长途电话拨通了北京,煤炭部领导不明真相,好像在回避我的问题。在电话里我无论如何也说不清事情的始末,原来是恶人先告状,我已成了被告,那二个人变成了可怜的受害者。郑建杰利用工作之便早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去北京拜年时带着我准备好的礼品,反过来说贾柏青不让他去看领导, 那些礼品是他个人的心意, 贾是如何抠门……并告诫领导以后千万不要接触贾,他手中有一个小帐本,送给谁的东西全记在里面小心将来他会敲诈领导……郑建杰的这一招非常恶毒。后来我去煤炭部时许多人都躲着我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魔鬼。现在我不能再用他们的办法去反告他的状,去讲出他们是如何卑鄙?这样部领导谁都不会相信会有这样无耻的事情发生,也会有损我的人格。我象失恋的女孩一样伤心,失恋的原因是被人误解,没有人能听到我心灵深处的哭泣……

 

                李小溪当年在义龙路小楼 

   还有一条路可走,“海南华光煤矿安全仪器厂”和“海南新远煤矿安全仪器厂”都是皮包公司, 是盗用我们的型号和防暴手续,属于技术侵权和非法生产。我只要一纸诉状就可以封闭他们的工厂,但是我没有勇气那样做,原因是我接到一个煤炭部领导的警告电话…… 

  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象一只病入膏肓的马儿在残喘,已没有资金运转,差旅费 都支不出来,为了挽救这个企业我从自己家里的存款中支出了六万元,周晖义也拿出了个人的积蓄。黄伯光在我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他利用个人关系托朋友担保,在银行里贷款60万元才缓解了这场经济危机。又有人报告我,说林贵华生病住在海南省医院,我带领全厂职工代表在病房里堵住了他,那时他患的是胸膜炎腹水,生命垂危。只见他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他的臭老婆若无其事地躲到外面在吃水果。我和他交待了来意,有二条路可选择:用文的解决或者用武的解决。员工们不会因他的可怜放过他,在高压之下他答应交出服务部的公章。他的老婆骂骂咧咧不服气,还在设法耍花招,我真想让大家狠狠揍她一顿。我们几乎是用匕首逼着他老婆到家里要出了财务印鉴。服务部中还有40多万元的应收帐款,拐走的钱款让他给老婆在重庆买了二套豪宅,余款挥霍一空。我把收回的部分资金给职工补发了工资,平息了员工的一场风波。企业慢慢地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我像救火一样豁出老命在挽救生命垂危的工厂。

   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公司内部争权夺势愈演愈烈。北京势力最终没能斗过海南势力,把总经理张梦林给弹劾掉了。张总一气之下移居了美国。 我听到后心情特别难过,那也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他的出走意味着特区发展总公司走到了末日,并不是他没有才能,也不是市场没有生意可作,他的地产生意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财富,到头来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许多人为他的离开而流泪。我们梦想着的恢复组织关系也因他的出走画上了句号。我为他悲痛的同时,似乎也看到了我凄凉的结局。他和我犯的都是一个相同的毛病——国企病。

再往前走就只好跳太平洋了

              

  就在我们竭力挽救这个工厂时,我们承租的远东大厦提出来要赶我们出门,原来租用这里房子的合同也是一个欺诈骗局,在我们签租用合同时远东大厦已经办好了出售手续,准备改造宾馆。卖主在撤离前还把房子租出给我们一年,我们不明真相,他带着一年的租金消失了。装修队伍已经进驻,电锯粉末飞扬。我们才住不到二个月就被赶出了门,再也找不到出租人的踪影。后来才晓得这是常用的诈骗伎俩祸不单行,拒迁和求饶都无效,买主是不会照顾受骗者的,我们已无家可归了。我从镇江搬来的一集装箱实木家具,还有办厂时的桌椅台案无处存放,用难以想象的低价售出,红松寸板打制的大写字台只卖了十元,我结婚时的梳妆台,高低柜,沙发,五斗厨每件不到十元钱售出,那是我们结婚的见证,是无价的信物。看着那些我 熟悉的家具被装上汽车运走时我的心都快碎了。  

  在黄伯光的帮助下,调集了仅有的资金在南航路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为了节省开支我和周晖义二家全搬了进去。那套房子四室二厅,在七楼,也不能叫工厂了,也不是住户,就是一个栖身的地方。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已走到了尽头,我使出全部解数也无力回天。黄伯光,蔡军,林祖奇,薛玲,先后离开了工厂,红及一时的“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在一曲悲壮的哀乐中结束了它的生命。我的眼睛在流泪,我的心灵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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