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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三十三)----权欲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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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生产技术和售后服务越来越不相适应,先后从内地招进来了十几个人,可还是不能满足现场经营的实际需求。李超、胡继光、李中库、胡瑞臣等人就是这次招聘到海南来的。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四个人经营思想的分歧越来越大。 

     

海南煤安全仪器厂名声雀起,我们和赵总在一起

          

  郑建杰天生具有营销的才能,在企业中主抓销售工作,他口才出众头脑聪明,非常善于交际,与上层煤炭部领导的关系搞得非常好,海南煤安全仪器厂名声雀起,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骄人的成绩让他得出了不十分完整的结论,他认为: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于市场,没有合同再好的技术也没用,只要合同到手什么技术服务都无关紧要,现场技术解决不好可以用金钱摆平。他还认为,人多了,成本会高,主张减员增收,他的观点从某总角度上看不无道理。 

  林贵华承担项目的软件开发,对产品的贡献而易见,平时他学习很刻苦,软件功底扎实,在当时算得上国内拔尖的软件人才。林思维敏捷,逻辑严谨,具有超越常人的记忆能力。林贵华开发的软件在当时安全监控系统中独树一帜, 监控行业内几乎无人可比。也许是显赫的成绩把他误导成一个偏执的人,认为监控系统就是一套软件,所有的系统功能都要在软件上表现出来,他能够一手掌握系统的生杀大权,软件是最关键的技术,没有软件就没有一切。

  林贵华不明白办企业开发产品需要大量扎实的硬件工作为基础,不知道需要许许多多的隐形成本摊派,他也认为,增加人员只会增加负担,对新调进来的人员不屑一顾。 

  周晖义负责现场技术服务,他工作踏实勤恳务实,是我很得力的搭档,他最清楚技术服务不可忽视,思想观念基本上与我相近,但他行为老成从不轻易表态,他是我们哥四个当中最有心计的人,平时对是非问题轻易不表态,他不可能为了我去得罪别人。我虽然身为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的副厂长,主持日常工作,但我的主张得不到积极相应,显得非常孤立。

 

       那哥几个不清楚我们新组建的企业是多么的弱不禁风

   

  

   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必然加剧弟兄相互之间的矛盾,我一直谋求用我自身的模范行为去感化他们几个人,我经常把最艰苦的工作自己承担起来,就和那首《心太软》的歌唱的一样“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把利益和待遇都让给了他们三个弟兄,比如到深圳采购设备啦,外出考察啦, 回东北探亲啦,出席高级会议啦……

  为了给工厂节省资金我经常乘坐巴士进出海南岛。那时的海口到广州没有高速公路,汽车在红色泥浆翻滚的土路上摇摆27小时才能到达广州。到内地出差我很少住星级宾馆,为了赶工期我象工头一样的下井干活。我自己单独用餐时经常是一碗阳春面打发肚子,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招待客人,我成了有名的节俭型领导。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我的以身作则行为十分幼稚,基本上起不到多少作用,我就算吃糠咽菜累断筋骨,也不会有人受到“感动”,那哥几个照样飞来飞去逍遥潇洒。那个时期工厂立足未稳,企业还十分弱小,根本没有潇洒的资本,我想用牺牲自己的办法,以期换取众人的团结,可三个弟兄不明白也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他们不清楚我们新组建的企业是多么的弱不禁风,任何一个打击都有可能使我们的工厂中途夭折。

  我更担心的是怕大家被眼前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我们是典型的“三无战士”(无公职,无户口,无住房)。一次郑建杰出差途径上海,住了四星级酒店,每日消费四五百元,我知道后非常生气,粗暴地批评了他一顿,结果伤害了我们的兄弟感情,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为了企业生存,我顶着压力调进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新人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工作难以开展,阻力重重。员工的工资和待遇提不起来,积极性无法调动。新产品开发就更是没有指望,当初来海南开发出口美国产品的雄伟计划渐渐成了泡影,只能为生存和糊口而忙于奔命。一心投奔我来的孙成生等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说具体些甚至是排挤和刁难。他们辞职下海远离亲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归宿,我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办厂的当初一无所知,傻得像一个白痴

        

  强烈的责任感,使我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下来。在特区,人员的增加势必要加大开支,增加成本,我们有许多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我只好在十分有限的空间内去平衡这些管理上的琐事。由于我存有一种愧疚心里,处理日常事务难免会引发一些矛盾。更为头痛的是总公司不放心我们,专门派来一名会计、一名出纳、一名办公室主任(复员军官)外加一名退伍军人,说具体些是四个来监视我们的“间谍”。

  这些总公司派来的人一不懂技术,二不负责任,可工资还不少拿,更可气的是那个复员兵勾结黑社会,把我们一台价值一万多元的新雅马哈进口摩托车盗走了,在黑市上只卖三千元(二年后犯事得到了验证)。案发当时,大家通过多种情况分析,明摆着就是他干的,但缺少第一手证据,你还真得罪不起这些黑社会。尽管我们火冒三丈,但那个气你不忍也得忍回去! 

  一个拥有领先技术、拥有广大市场、拥有良好产品的好端端企业为什么搞不好?我们当时都搞不明白,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工作上的矛盾都转化成了个人恩怨,使本来情谊深重的哥们,慢慢都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成了相互诋毁的“王八蛋”。现在看来这是个很简单的体制问题,可那个时期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上,企业管理水平还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几个人懂得什么叫现代化企业管理更,没有人胆敢向“体制”问题说不。

  在国企大锅饭中,大家都过着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日子,谁都可以不关心这个企业,但谁都在不遗余力地从这个企业中榨取营养。企业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妈妈,养育了一群贪吃的幼儿,没有人为这个母亲补充营养,当她体内的养分被吸干以后死亡就不可抗拒的来临了。  

  人的本性基因天生就具有“自私”这个元素,我仔细研究过,人的七情六欲,也是完全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之上。所以说自私和趋利不是丑陋的东西,它是我们地球动物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培育出来的。在周而复始的生存淘汰赛中,幸存者们必须具有保护自己,获取食物,争夺配偶等诸多本领。上帝并不关照那些无私奉献的人,恰恰相反,如果淘汰权永远交给大自然,悲观地说:被灭绝的基因往往都是最高尚的那一部分。

  人的趋利本性不会通过简单的教育就能改变的,一个国家不可能依赖于人们善良的本性来维持统治,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来束缚那些行为不轨的臣民。管理一个企业是同样道理,我慢慢地明白了不能依靠哥们义气来维系我们的工厂,不能单纯地把我们的争斗归罪于个人的自私,更不能指望运用政治说教去改变人们的本性。我们的古人对人性早就有非常精辟的总结:“山河易改本性难移”。现代人聪明得多了,他们运用巧妙的管理机制,将人们的自私和趋利性转化成了生产动力,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真谛,可是在我办厂的当初,一无所知,傻得像一个白痴。  

  当年马克思根据资本的运作规律,提出了一个“假说”,使后来的千百万信奉者为之赴汤蹈火。在他勾画的那个无限美好的世界里,物质极大丰富,没有国家界限,没有货币流通,没有阶级差异,没有优劣竞争,没有等级差别,一切按需分配,真的让我非常向往。

  马克思也许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必须绝对的“无私忘我”,否则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他是怎样让全世界的人都具有无私境界的呢?我翻遍了资本论也没查到怎么解决这道难题的答案,不会是请求上帝帮忙吧?真可惜马克思已经与世长辞,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请教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了,而在我们现实的资本社会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要利用竞争,我们创办的企业也十分可怜,我也只能使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经济杠杆。

 

        我们逆着历史潮流和经济的规律来到海南创业  

       

  海南岛是一个没有开垦的蛮荒之地,历代都被官府所遗弃,是流放犯人发配逆臣的地方。著名的清官海瑞等就是含恨死在海南,为了纪念历代的五个忠良,在海口建有一座著名的五公祠。在过去,海南凡是出人头地的才子都会离开故土,去到异乡谋生求发展,他们以出岛为荣耀, 是著名的华之侨乡。我们却偏偏逆着历史和经济的规律来到海南创业。虽然国家当时下决心要开垦这块宝地,但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里没有工业基础,谈不上配套行业。我们刚上岛的时候,连电焊机都很少看见,再早些时候的所谓发电厂,是在秀英码头的一台火车头做锅炉发出来的电,电力不足,经常停电,每家店铺门前都有一个小汽油发电机,突突地响个不停。牲口用的马掌可能都要到广州去买,我们在这里兴办工厂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生产上的所有元器件都要从内地空运过去,几乎要在深圳长期驻人,生产成本高昂就不可避免了。  

  海南办厂不仅生产成本高,还有就是交通不便。进出岛要么是轮船,要么是飞机,我们的用户全在内地,从海口到哈尔滨4000多公里,最近的到贵阳也要1000多公里。我们的产品属于高技术行业,从安装到调试人员频繁往返,企业的所得利润大部分都捐献给了民航总局,不仅费用大时间长,遇有台风全岛就与世隔绝了。92年的一次强台风,琼州海峡被封锁了近一个星期,船只和飞机全部停运,造成大量人员滞留,一批来自河南的来厂考察的用户被困在海安(海口的对面),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疏通关系,用重金雇用南海舰队的登陆艇才将他们解救出来。  

  我们来海南凭的是一腔热血和激情,根本不懂资本的运作规律,更不了解海南的地理环境和基础背景,我们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预见到在海南办厂不会长久,我必须设法补救,不能让这个年轻的企业过早的夭亡。

  我的第一步措施是在镇江先设一个办事处,可以吸纳一大批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必解决住房问题,也不用发工资,还能推进新技术的开发。更主要的是没有琼州海峡的阻隔,交通费用可以大幅度下降。这个方案在集体讨论时勉强得到通过。但意见也不完全统一,与急功近利的方案比,当然是要投入一笔资金,牺牲部分短期利益反对者的想法也不无道理,一年下来盈余40多万元,马上把它分光,可以见到切切实实的利益。  

  一项新方案出台,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再加上领导集体意见不统一,在实施过程中招来了一场弹劾我的风波。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郑建杰和林贵华态度严肃地找到了我,要求召开个四人会议,有重要事要说。我把四个人召集到了一起,郑建杰首先发言,他谈了半天的企业发展和设想,还支支吾吾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是劝我交出权力,让出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厂长职务。

   我沉思了片刻,果断地表态:“既然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明确告诉你们,我可以让出这个权力。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当官,因为我不太适合当官,我并不想利用手中的权利去谋取个人私利,我之所以费尽心机去办理内地的办事处,是因为我们的企业还十分弱小,我们还立足未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创出我们的海南品牌,树立起海南的形象,做到让用户放心,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可靠的后方生产科研基地。

 

    我虽然身为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的副厂长,但显得非常孤立

      

  我不当这个厂长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一种解脱。我可以腾出大量精力去开发产品和管理生产。我自从来到海南,没有休息过一天,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辛苦,把所有的方便都让给了你们。企业现在并不富裕,还没到我们享受的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我约束你们并不是不懂潇洒,钱谁不会花?我想的更多的是怎样让大家生存下去!不管你们谁当权,一定要公正公平,决不入允许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当厂长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责任,谁来接任这个厂长必须由大家表决。”我的发言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认定为我会死抱着厂长位子不放,看得出他们脸上的神色很高兴,但会场却立刻沉闷起来,因为他们都在各自思索着自己的心里事。

   郑建杰是个开发市场是个天才,为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已经在国内用户中形成了一张十分有价值的销售关系网。我与他相比就逊色多了,我天生不喜欢交际,特别在酒桌上不会说“酒话”,我讨厌没话找话的胡侃。天生还不喜欢抽烟喝酒,最烦的是陪着那些醉鬼耍闹到深夜,白白浪费我宝贵的时间,比敲诈我的钱财都难受,在这个领域里我是甘拜下风。

  郑建杰就不同了,他不仅能喝八两到一斤的老白干,还会猜拳行令练得一手绝活,是有名的酒司令,再加上他天生的外交优势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自从让他负责工厂的销售以来,煤炭部上层的交往全部揽在他一个人手中,加上业已形成的销售网络,二项企业的命脉全部掌控在了他自己手中,他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也许郑建杰做梦都在想:如果让老贾下来,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厂长就必然属于我的,我来管理这个厂子一定会比贾柏青强一百套! 再也不用受贾柏青的管束了,老贾这个人太古板,不会生活,在海南这个特区有多少潇洒的机会,干嘛象个出家人似的?好不容易挣点钱乱投资,今朝有酒今朝醉,何需烦明天?海南之行是我郑建杰一手操办的,煤炭部的关系现在这么好也是我的功劳,我凭什么要听老贾的?没有我哪有今天啊?今天他还挺明智主动让出了位置,这个厂长当然非我莫属。  

  林贵华平时沉默寡言但心里十分有数,他是我们东北师大招贤生里的佼佼者,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难以置信的是,自学英语课程时,一个人手捧着英汉词典像读小说一样过上几遍,那成千上万的单词就全背下来了。超强的记忆力加上严谨的思维逻辑,使他编程非常有优势,是一个少有的软件天才。

  林贵华在微机软件编程方面颇有建树,在TRS80微机刚刚进入我国时还没有汉字显示的技术,他自行编写了显示汉字点阵字库和打印报表汉字,在国内首次将汉字用于计算机。他是我在众多的软件大腕中挑选出的种子选手,我是在“赌场” 里(打扑克)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整天沉湎于扑克赌博之中。

  林贵华有个与众不同的信条:别人涨工资不眼气,自己没涨工资不生气,遇上机会不客气!他在这场危机当中当然有自己的打算,虽然他没有象郑建杰那样提出要我下台,他认为假如说贾柏青让位了,这个厂长不能让郑建杰当,因为他觉得姓郑的这小子性情刚烈野心太大,将来不好驾驭,后果不可预测,按理说我林贵华是搞软件的,在产品系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总是让我当配角,也太不公平了,今天我也应该当一次主角了。  

  周晖义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最有深度的人,工作上比较务实,能吃苦耐劳,是中共党员,虽然出逃海南把组织关系给损失了,但那也算很耀眼的政治资本,他讲话有分寸轻易不表态,他从事技术服务很辛苦,虽然手中技术比不上贾柏青和林贵华,但也不是一般战士。当前市场上暂时还没有郑建杰有优势,以后就难说了,一切都会变的。

  周晖义认为,贾柏青被搞下来对他不一定有好处,老贾在位能保护自己,那二个人对我周晖义虎视眈眈,我现在羽翼还没有丰满,今天要是表态定会得罪他们俩人,少说话才是上策。按理说贾柏青真要是给弹劾下来,说实在的最有资格当厂长的还我周晖义,没准因祸得福呢,其余那俩人太张狂,都不适宜当这个厂长。  

  弹劾会很快变得死一样的沉寂,他们希望我让位是一致的愿望,但选谁当新厂长却各怀心腹事,都想自己出来当这个厂长,所以没法表态。会议憋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能获得二票的。实在选不出新厂长了,三个人最后不得不妥协地表示:“你年龄比我们大些,办事比较稳妥,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当的行为,还是你继续当我们的头吧。”

  我还真没为这件事生气,我早就察觉到了这几个人的个人心事。早在启程来海南之前郑建杰就私下与张梦林沟通过,目的是就想当这个厂长。那是在张梦林考察我们项目时,我们共同来到了北京,我安排张梦林亲自面见了陈明和(煤炭部总工程师),郑建杰也出面在场,目的是让张梦林了解我们产品和市场。

  和张梦林见面的那天下午,郑建杰又背着我专门找张梦林私下谈判,条件是必须让他来当厂长,否则就都不来海南。那是学我当年来镇江时讲条件的战术,不过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只不过是吓唬一下张总罢了,没料想张梦林巧妙地把他耍了,虚晃了一招。郑建杰耍的这个小聪明不但没有得逞,反而坏了大局。我们到海南后谁都没下令正厂长,很显然缘故就在于此,张梦林认为四个人都在争权夺势,野心太大,厂长交给谁都不放心,所以就便宜了秦司凯。

  我早已经看透了,这四个人是同床异梦,同路不同心,算你有本事把他们强行捆绑在一起,注定不可能诚心合作,分道扬镳是迟早一天的事情。在当前企业立足未稳的时候,还不是分家的时机,谁离开这个群体,都无法单独生存下去,至少还要二年的成熟期。

  我郑重地向他们三人表示:“我贾柏青不是一定要贪占这个厂长的位子,你们既然还要我当这个厂长,现在每个人必须表个态,必须服从我!否则我不会再干下去了。你们都是当将帅的材料,不可能永远屈居在我的掌下,我也清楚你们的愿望,都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我表示理解。相信我不会把你们死捆在手里,等待时机成熟一定放飞你们,我会送你们一程的。大家现在还要合作一段时间,这对每个人都有利。”

  会议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我要求弟兄四人精诚合作,目标简单而明了,就是每人奋斗一套住房,手中机攒足20万元后再分手,大家一起开发产品、开拓市场。我决定先在镇江开设一个办事处,这样可以利用镇江的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最终以文件的形式上报了总公司,很快就得到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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