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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二十六)----诚实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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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周晖义还有老周带领全体家属到达广州后住进了白云宾馆,我本想让家属们领略一下南国繁华的都市风貌,十年前广州的白云宾馆是广州的象征性建筑,在我家挂历上就有它那雄伟婀娜的身影,很早就崇拜这个地方,今天我特意要求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到白云宾馆。当出租车把我们送进门后让我大失所望,如今林立的高楼早已将白云宾馆淹没在海洋一般地高层建筑群中了,尽管白云宾馆依旧那样豪华庄严,但在飞速发展的羊城里,与周围那些玻璃幕墙到顶的摩天大厦相比已经显得平庸和渺小了。我感叹广州奇迹般的变化,也感叹南北地域改革开放的巨大差异。

 

                 初到海南

        

 

  郑建杰没有跟随我们南下,从南京直接去了北京,计划与煤炭部领导沟通一下情况,为下一步在海南开业打基础,我们预测不出迁到海南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每一步都不敢轻举妄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迁徙,对于没有阅历的家属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这些人大都是不出闺房的文弱女子,哪里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为了安抚家属们的惊恐心情, 我们没有立即飞往海口, 特意在广州停留了一天,带他们游览了越秀公园、广州交易会等著名的风景名胜,第二天我们再次乘上飞机来到了海口。

  9月的海南依然骄阳似火,张梦林并没有像我第一次到来时那样派车接我们,自己打车来到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特区发展总公司的老周临时给我们找一个小招待所住下了。情况与我们当初洽谈的有很大不同,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根本没有那么多资产,连他们的办公楼都是租的,哪里有房子开办工厂啊,厂房要我们自己去现租!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可还不能得罪他们,还指望着特区发展总公司给我们重建档案、迁移户口呢,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了。

  如果在海南补办不了档案关系,我们就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没有记载的“黑人”,那个年代没有档案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吃粮穿衣都要靠供应,没有关系就等于没有生存权,只好委屈求全吧。踏上琼州我们就已经没有了退路,为了生存必须忍着干下去,我明明已经看出这是一步错棋,但为了不让家属感到恐慌,我竭力的隐瞒真相,尽力往好的方面引导。大家的住房问题,孩子上学问题,工厂开办经费问题,一齐压在了我的肩上……。

 

                 栖身秀英坡

         

   当年海南的饮食非常昂贵,一碗阳春面卖到了六元钱一碗,里面就是几个葱花和菜叶,如果加上一只鸡蛋要八元钱,我和爱人吃六元的,给孩子吃八元的。我们工薪阶层每月五六十元的工资,哪里承受的了特区的消费,就买方便面充饥(袋装批发的三毛钱一包)。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儿子大鹏,整天在海口各地寻找可出租的廉价房子。大鹏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考察房子时候已经成了我的参谋,他才小学二年级就跟我出征海南,当爸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大鹏的转学手续抓在我手里没有着落,海南的学校早已开学了,我们如果不能及时把工厂办起来,孩子的学业就将荒废,此刻我的心急如焚。 

  我们跑遍了海口和琼山,拉网式搜索可以出租的厂房,几天跑下来,连我儿子大鹏都能掌握那房租的行情了,没等房东开口,他就已经评判出房租的高低,是否合适办厂了。晚上回到家,儿子和我共同商量对策,他妈妈就生气地骂他:“你就别上学了,跟你爸爸办厂子吧!”在家里儿子是我的同盟军,他妈妈是个求稳的人,从来不赞同我闯荡江湖的冒险行为。

  时间在一天一天流逝,开办工厂的工作还没有任何进展,我后来才清楚,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把我们引过来,并不只是为了挣钱,有很大成分是政治因素驱使。搞国际贸易利润很丰厚,进口出口都赚钱,主要靠张梦林的外贸关系搞批文,根本看不上我们挣的几个小钱。我们开办工厂是属于办实业,投入资金多,周期长发展慢,利润也小,但是海南特区号召各个下属机构大力发展实业,海南各大企业纷纷响应,我们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进来的。我越来越感觉到身上的压力在加重。

  情况越来越明了,如果我不能尽快把企业搞起来,不会有任何人收留我们,注定要被扫地出门,我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工厂办不起来就只能跳琼州海峡了。我是个男人,是丈夫,是父亲,这条路是我执意选择的,男人特有的责任感让我感觉到肩上压着千斤重负,这次行动如果失败,将是人生中莫大的耻辱,我对不起孩子和爱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顾不上什么人事关系、待遇、住房等等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像上了贼船,无路可走只有向前创荡,当前最关键是怎样生存下来,怎样保住性命了。

         

               李庆华来海南看望我们

             

  高压之下我拼命地努力,使出了是百分之二百的力量, 经过20多天的奔波,在特区发展总公司老周的帮助下,终于在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大院里找到了一层比较理想的楼房,我很快就与南油签署了租房合同。那层楼房总计有四百多平米,十来个房间外加一个大厅,每年租金四万八千元。大鹏手拎一串房间钥匙,当起了临时小管家,掌控着全部人马的居住大权。

  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为我们投资19万元,并帮我们注册了“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厂名是我亲自起的,注册资金200万元,归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下属,企业性质——全民。新办的企业没有名气,对用户往往缺乏安全感,为了打响第一炮,我必须把这个厂装扮得具有规模才行。这是一个心里问题,国内外的银行都建有规模宏伟的巨型建筑,以此来显示自身的经济实力,其实一间银行的办公营业根本用不了几间房子,都是虚张声势。为了达到相似的目的我费了不少脑筋来修饰这个“婴儿企业”。

             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成立

  

   企业要想有个好形象必须购置必要的设备,企业刚刚开办资金非常有限,我必须处处节省开支绝不能乱花一分钱。生产车间的工作台案、办公桌椅、仪器设备、常规工具都由我一手设计,然后找到一家木工厂加工定做。我在木工厂还定做了一个三米长的木质大厂牌匾,比南海石油公司的牌子还要大许多。那牌子挂在了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的大门旁边,外面的人走进这个大门时会感觉到那几万平方米的大院都成了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了。

  为了让新厂有个好形象,每一个房间门前都吊挂上了用塑料加工成的牌子,站在走廊里向一边望去,依次挂有:电装车间、总装车间、准备车间、财务部、总工办、销售经营部、软件工程部、技术开发部、技术服务部……等等许多名称的牌子,连我都不清楚牌子上那些名称的涵义,其实只有电装车间和财务部是真的,其他的房间全是住人的房间,就是为了虚张声势而已。南油的房子比较宽敞,装扮起来也很像样,环境整洁绿草如茵,我对自己所营造的新环境感到很满意。

  这个厂子经我手的精心点缀,倒真像一个实力雄厚的正规大厂了。我天生喜欢策划和装点环境,成功的借用周边资源来虚构一个规模庞大的大型企业,给首次来厂考察的用户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专业人士说这种创意是一种艺术天才,是天生的审美技能,我真的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天分,但这次办厂真庆幸我表现的这种创意,如果新办的企业第一眼就让人家感到恶心,那肯定就完蛋啦。


               海南安仪厂开业庆典

  

  郑建杰、周晖义、林贵华准时返回了海口,煤炭部的关系也早已联系妥当,定于11月举行开业庆典。芝加哥参展事件使煤炭部的领导对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非常反感,对我们增添了几分同情心。在我到海南之前请示过煤炭部的领导,心里有了底数才敢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在煤炭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加上我们全力以赴的努力,河南义马矿务局首批合同55万拍板,给我们开业献上了丰厚的礼物。 

 

          在木工厂做了一个二米多长的木质牌匾挂在了南油门口

        

 

  就在这个时候,某某大学的秦司凯带着他的儿子,还有一个随从也赶到了海口,张梦林宣布海南煤矿安全仪器厂的厂长是秦司凯,这很出乎我们大家的预料,哥四个才明白过来是被人家耍了。秦司凯利用我们的技术为他办厂,早就与海南特区发展总公司预谋好了,这一次我们处境就更惨了, 是被人家出卖了!我们变成了人家的一个工具,而且像奴隶一样没有一点反抗的资本。

  事情已走到这一步,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的家具衣服还扣在镇江,镇江的齐书记怎样处置我们还没有结论,海南能否给我们重新建立关系更不得而知,当前关键问题是先解决吃饭问题。秦司凯如果是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也不一定是坏事,我可以腾出精力来开发产品扩大市场,我思考了许久决定好好辅佐这个新来的厂长秦司凯。

  我们的四个集装箱,在镇江西站整整扣了三个多月,煤矿专用设备厂实在承担不起每天1000多元的压站费,厂领导之间也发生了争议,要么就开箱,要么就放行!没完没了的交压站费,白白消耗我们的血汗钱!在众人的反对下,齐书记不得不放弃扣押计划。货物发到海口时,粮食发霉,衣服都已经长出了白毛了。

  在我们忙着准备开业庆典的时候, 突然厂里来了四名镇江客人, 他们找到我们了解来海南的情况,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来头,我把实际情况一一的实话实说了。四人中有二名记者,另二名是镇江市人事局的,领头的姓唐,记者听了我们的详细情况后,露出了同情的神色,而人事局的人则无动于衷,表情依然木纳。从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此行是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出的旅差费,专为我们的事而来。这下我才明白,又是齐书记派来的帮凶,在一次轻松的海南旅行之后,再把贾柏青那四个混账东西搞定,对于这几位镇江的客人而言,何乐不为呢?

              挥汗天涯

           

  可能是记者职业道德的关系,在他们将要离开时,记者悄悄地在耳边告诉我:“千万不要回镇江去!” 原来齐书记放弃了扣押货后, 并没有放弃整我们的计划,他听说全国只有海南可以接收辞职人员,就主动出经费安排镇江人事部门领导和报社记者到海南省政府游说, 企图扼杀我们于摇篮之中, 下面是在海南省政府的一段游说对话(事后根据工作人员口述整理):

唐: 我们是镇江市政府派来的,与你们沟通些情况。

接待:有事请讲。

唐:贾柏青四人属于外逃人员, 请你们不要给与安置工作, 能否帮助我们将其引渡回去?

接待: 哪四个人? 怎么外逃的?

唐: 就是……没有经过单位允许擅自逃到你们海南来。

接待: 啊,那不属于外逃, 非法出境或到港澳才算外逃,到海南来找工作是下面企业的事,我们不好干预。 唐: 海南不也是特区吗?

接待: 海南只是经济特区, 与内地同属中央领导,人事制度也与内地差不多。

唐:听说海南可以接收辞职人员,原单位不同意也可以给他们另行建立档案关系,有这项政策吗?

接待:对的,只有我们海南政府有这项政策,那是为了照顾海南人才缺乏,中央政府特殊照顾我们海南所制定的。

唐:那什么情况不能建立档案呢?

接待:只有在逃刑事犯和被单位除名的人员不能给建立关系。唐:啊,明白啦!谢谢。

  那位人事科长随即给镇江齐书记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告诉他只要是除名的职工就不能接收。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闻听此消息后大喜,立刻发文件将我们连同家属七人全部除名,厂里的人很快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了此事。时隔不久,我们接到了一份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人事科的电报通知,主要内容是:我们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早日归队……。回想起那个记者的忠告,我恍然大悟,那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圈套,他们是在诱捕我们。

  煤矿专用设备厂用卑鄙的手段把我们除名后,觉得还没有消解心头余恨,继续有计划地步步紧逼, 一定要置我们于死地。 接下来连续在镇江日报,江苏晚报,中国煤炭报刊载文章,将声讨我们出逃海南的评论文章,连同除名公告和七个人的姓名向全国公布,一时间我们的恶名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搞得我们声名狼藉。那时的处境用一句形容词“臭名远杨”再合适不过了。远在家乡辽源的亲属见报后被吓哭了,反革命死罪都不登报纸,一定是犯了弥天大罪呀!

           为了徐维关的掉转,我们来到镇江

           

  他们所能用的“招法”全用过后,齐书记仍然觉得不过瘾,还以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的名义向全国各大矿务局发涵几百封,内容是:《监控技术研讨会邀请通知》,许多矿务局信以为真,纷纷应邀前来参加,总计有80多个单位到会。“技术研讨会议” 在庄严的气氛下开始,但迟迟不见技术研讨的内容,到会的几百名人员正在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 煤矿专用设备厂领导突然宣布:“声讨贾柏青等七人出逃海南的大会现在开始!”

  主持会议的煤矿专用设备厂人员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发言,对已经逃到海南的四个人一片谴责声。前来参加技术研讨会的大批用户代表都很奇怪,这是搞什么名堂?进行大会第一项:宣读贾柏青寄给煤矿专用设备厂的“悔过书”,由新上任的监控中心主任徐如恩宣读……。我们走后,齐书记立刻启用了被挂职二年的徐如恩。徐来到镇江后在我们强烈的反对下被调离监控中心,挂职未用,他对我们当然是耿耿于怀,今天重新上任后如鱼得水,他绝不会放过这个雪耻的机会,我胡汉三又回来啦,一定要报那一箭之仇!

  我的所谓悔过书,是我到海南后写给煤矿专用设备厂的一封长信,因为他们死扣着衣物不放,我幻想着向他们解释我们并不是要抢夺他们的市场,我们的出走方法不妥,给中心人员和厂领导带来许多伤害, 希望得到他们原谅;并诚恳地告诉他们,A-1系统还有好多没有开发完善的技术, 希望日后二家不要敌对,争取广泛合作,并再次申明,用这样的出走方式是我的过错,与家属和孩子没有关系请求放过孩子和家属。我用真情给他们写的这封信,希望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我的这封信被他们断章取义,截取了我向他们道歉的章节,向世人证明我们投降求饶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对魔鬼求饶是没用的,要么你被他杀死,要么你将魔鬼除掉!

  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许多并不认识我们,也不清楚海南出逃的精彩故事,好奇心使他们开始研究起我们这四个传奇式的人物了,我们在海南收到不少客户来信,表示同情和支持我们。我还收了到镇江市几位高中学生的慕名来信让我十分感动,信的细节我不能全记下来了,大体内容是:你们的出走并不孤独,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我佩服你们与落后的顽固势力进行抗争的英勇精神,我们毕业后也想加入你们的行列,你们是我们镇江市的骄傲……

  在我们惊魂未定的时刻,突然又接到镇江郑桂荣偷偷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齐书记指使总务科的人毁掉了你们的身份证。那是全国刚办理的第一批身份证,我们的身份证全部由厂总务科集中办理的,在我们离开镇江的时候,身份证还没有发下来。没有身份证意味着什么?她还告诉我说,你们要尽快把户口迁走,齐书记正在找人正打算把你们的户口注销掉,理由是“户在人不在”。这个消息象一个霹雳,看来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我们已经没有了人事关系,被开除的人永远也没有希望恢复人事关系,没有关系就不可能把户口迁出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我们的户口要是再被注销了,就等于剥夺了我们的生存权。

  我得到消息后火速潜回镇江,为了安全起见我不敢公开在镇江公共场所露面,悄悄的找到了牌湾派出所的户籍员,苦苦得请求他们暂时不要注销我们的户口,我们正在办理调转手续。派出所的人早就知道我们出逃的新闻,他不容我分说,要调转拿准签证来!也没有兴趣聆听我们出走的经过,不耐烦的把我去赶出了门,并且责令我限期二个月把户口迁走,否则当作户在人不在处理!看来继续求他们是没用的。

  公安派出所的人不会因为我们可怜就能放我们一马,更何况齐书记就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无奈我又回到了海口,把这个情况向张梦林作了汇报了。张总通过海南省政府与镇江市政府交涉,并下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贾柏青等七人来海南支援特区建设,他们的人事关系正在办理调动中,请镇江市公安局给予支持,暂时保留他们的户籍关系。

  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接连发起了一轮紧似一轮的攻击,又派出情报人员到河南义马矿务局偷录煤炭部安监局领导的电话录音,搜集材料企图抓住煤炭部领导支持我们的证据,攻击目标直指煤炭部。此时我本能地想到了反抗,我顾不上理顺海南的各种关系,也顾不上去开发那出口美国的产品了。我专程赶到北京,安全监察局的领导刘建荣对我说:“小贾你太幼稚啦,还开发什么新产品?还承诺什么不侵犯国内市场?连‘A-1’现成的技术也没申报专利。……”

  如果我当初不完全交出A-1核心技术,那些政客们还会满脸堆笑舔你的腚。的确,那些政治油条利用了我的幼稚和诚实,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知道一场硝烟滚滚的反击战就要打响了,那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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