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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十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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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员一提到成果都会联想到职称、奖金、晋升等诸多的好事情,偏偏一提到成果就会让我感到齿寒。我天生是个不甘寂寞性格的人,有一种不服输的撅脾气,也不太在乎有多少奖励和荣誉,对金钱就更不在乎了,有钱就花没钱拉到,平时连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也不清楚,我懒得去记那些琐碎事情,买东西时顺手在口袋里一抓,有多少算多少没有耐心去讲价。老婆整理我的陈旧衣物时经常能有惊奇的发现,能在衣服口袋里翻出数量不扉的钞票,连我自己也会感到惊喜。和朋友一同外出,我总是以老大哥的形象出现,千方百计不让朋友掏钱埋单。和我交往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总是喜欢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忍心让朋友受到损失。

  我就是不喜欢在小事情上操心,表现在工作上也是一样,经常把背心和袜子穿反,在大庭广众之中出洋相也是时有发生,一次开会时同事们看到我后不停的发笑,低下头才发现原来是身上穿的羊毛衫的毛边朝外了,如果不是老婆每天像伺候孩子一样的照看我,说不定还要出多少洋相。我这个人对成果呀,功名呀从不放在心上。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取向问题,它是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的。

  我这辈子就和电子技术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一门心思钻研技术,是一种挑战心理和好奇心推动着我不停的探索,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痴狂,看来今生我是离不开这个行业了。我平常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思考问题,大脑渐渐形成了一种不良的习惯,不管在吃饭还是走路,常常处于深度沉思中,对面走来熟人和我打招呼,那样子看似在张望人家,其实大脑不知道飞到什么世界里了,经常引起一些朋友的误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牛比了,跟他说话都不理睬!他们真的误解我这个傻帽了。

  日常生活中最不可思意的是在回家路上常有走过头的事情,等清醒过来后才发现我这是在去什么地方啊?原来该拐弯的路口没拐弯……吃饭的时候思考事情就更惨了,一直吃下去,不知道停下来,有几次都是老婆惊叫着:你怎么还吃啊?如果没人提醒等到自己发现不对头的时候就晚了,那肚皮和谓口肯定受到虐待了。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吃饭前先用小碗丈量好米饭数量,假如思考起某个问题“清醒不过来”不至于再出洋相了。

  我对自己这种“痴呆症”一样的毛病很苦恼,可是又无法自控,总怀疑会不会是身体内DNA中的某些缺陷造成的? 估计还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古代诗人郑板桥喜欢优雅的环境,他偏爱竹子,为此郑板桥有一句描写自己嗜好的诗句:“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竹”,我开玩笑模仿他的句法也给自己写了一句:“宁可食无蛋,不可居无电”。

  自打改革开放以来,精美的国外家电潮水般地涌进了古老的中国,从盒式录音机到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摆满了中国百货商店柜台,收录机里面播放着《蓝色的多瑙河》、《风流寡妇》、《铃儿响叮当》等西洋乐曲。可能是工业技术上的巨大落差,以及长期封闭的文化氛围,致使许多好奇的中国人孳生出一种崇拜洋媚外的毛病。70年代后期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年轻人,甚至上了年纪的人,手里提着当时最时髦的手提录音机招摇过世,以炫耀其富有与身价。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油头粉面、西装革履手提着录音机走在大街上,把播放邓丽君歌曲的音量开的大大的,那一定会被当成精神病患者。

  我也和大家一样很喜欢进口的家电,更着迷那个令我垂涎的录音机。当时我每月只有46元工资,这点财力根本不敢问津那个高档的奢侈品。手摸着口袋盘算了很久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在孙成生的鼓动下一咬牙掏出了236元钱,那几乎是我一年的积蓄,和孙成生一起到辽源广播电台服务部,每人买了一台饭盒一般模样的松下盒式录音机。那是一个长条形的黑家伙,提梁在头顶上,拎在手里像提一盏马灯。我回到家中后急不可耐的将它解剖开来,看到这个进口的录音机的确让我叹服,塑料按键美观坚固,精密的塑料齿轮环环相扣,录音与放音的音质相当清晰,几乎听不见机械运转噪音,比我国上海产601型开盘式磁带录音机精巧多啦,这个洋东西与我国当时的电子工业水平相比是难以想象的。

  进口家电虽然把我折服得五体投地,可我从骨子里就不相信中国人没有洋人聪明。不管多复杂的仪器设备,也不管是进口的洋货泊来品,还是多高级复杂的电子仪器,我和孙成生凑到一起非要把它搞个明白不可。时间长了我们发现进口的东西并不完美,特别是录音偏磁电路使用的是直流偏磁,录音噪声大,失真,频响应也不理想,于是我和孙成生马上动手试验改用超音频偏磁,经过计算自己绕了一个线圈,把振荡频率选在35KHZ左右,反复调整偏磁幅度替代直流偏磁,试验结果非常成功。录制出的节目背景噪音非常小,失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个小小的成功更加坚定了我不迷信洋产品的信心。

  玩录音机少不了购买磁带,磁带一旦记录上了好的节目就舍不得清洗,结果要买许多磁带备用,怎么能进一步把这个机器的功能发挥出来呢?能不能有节省磁带的办法?常言说熟能生巧,我很快就吃透了这台录音机的电路,然后就给这个录音机加装了一个调速电路,把直流电机降压供电,将带速减低一半,这样60分钟的磁带就可以记录120分钟了,虽然频率响应损失了一些,但记录大会发言之类的录音还是够用的,更有意思的是我可以用低速录音,然后再常速播放,掌握好节奏就能制造出可以乱真的“童声节目”,我在家中关起门来录制了一套“小叮当信箱”(文革前的少儿节目)带到单位里播放,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刚上市的录音机,只能录放音乐,没有收音功能,录制电台播音要从收音机中引出一根线。孙成生更是个创新能手,他在这台录音机中空闲地方加装了一个中波收音板,在机壳旁边挖开一个槽口,将调谐轮子探出半边来,再在机壳下面安装一个 收音/录音 转换开关,这台录音机就变成了一台名副其实的 收/录 二用机了,一边收听节目的同时还能把好听的歌曲录下来,这种创意在当时可是一种新鲜玩意,当他把自己的收录机表演给单位上的领导季昌(现在辽源矿务局总工)看时,得到了那位技术领导相当高的评价。

  我和无线电伙伴们总是比着劲的制造新东西,眼下怎么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啊,马上我也动手改造了那台录音机。我先制作了一个带中波和短波的双波段收音电路,用复写纸描好电路图形,再用手工在覆铜板上刻制出电路板,在一个不大的板面上安装了变频、中放和检波电路,低放是公用录音机内的集成电路,还加上了调速开关、波段开关,耳机插孔、外接电源插孔……那录音机壳的四周布满了插孔和开关,结果把这个录音机改得面目全非了。

  假日里我和朋友们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到龙山公园游园,大家围坐在林荫下,摆上食品和饮料,那个宝贝的录音机就摆在中间,播放着风靡一时的《甜蜜蜜》歌曲,美妙的乐曲和流行的时尚,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与愉悦。就在大家得意地欣赏着乐曲时候,突然从不远的地方传出一阵声音更响亮,音质更优美的乐曲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看去,只见从山下走过来一群人,一位身材键硕的男子手里提着一台体积很大的收录二用机,上面带有一大一小两只喇叭,金属漆的表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特别是那低音丰满圆润,高音清脆明亮,我的录音机与之相比渺小得像一只火柴盒,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回家后我就失眠了……

  在我们把盒式录音机改成收录二用机的一年之后,市场上出现了漂亮的商品收录两用机,我们原来手中的宝贝与新的商品收录机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进口商品收录机不仅美观漂亮,性能也在不断的提高,我们这帮伙伴哪里肯甘心落在后面,于是就不停地追逐着最新的款式,每当市场推出一款新式机器,就是花天价也要买到手中,从三洋单声道到康艺8082,从夏普777、一直到夏普800。

  录音机磁头用久了就会发生磨损,磨损的磁头声音沉闷,高频响应严重变坏,我们根据磁头的特性又制作了个频率补偿电路,分段提升高频分量,以校正高频分量在录制过程中的损失,经过补偿处理的录音节目效果非常明显,不亚于专业级的录制效果,这台进口录音机在我们手中被发挥到了极至。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当地有许多无线电爱好者,也诞生出不少电子技术精英,爱好者们常常汇集到一起切磋技艺,我慢慢的在辽源市范围内成了较有名气的电子专家。辽源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进口B超、心电图机,矿务局总医院的X光机、等设备发生故障时都要找我来帮忙修理。进口设备不带图纸,要先反出电路原理图,再读懂电路,最后才能分析判断故障,那可是需要理论、经验、创新的真功夫。外面的人送给我和孙成生一个“电路耗子”的外号,那是对我们准确而精辟的刻画。

  我和孙成生都有很多经典的技术创作,那些成功的优秀电路和学来的优秀作品不停的收集并记载在我的锦囊本子中,厚厚的几个笔记本子,慢慢成了传世之宝。自从东北师大结业后,我的这些经典电路在煤矿安全监控方面大大派上了用场,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鱼儿从小河沟里游到了大海中,挑战心理愈加亢奋。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精力,从来不觉得什么叫劳累。

  81年春的一天,西安矿领导请求我给设计一套选煤场微控制自动付煤系统。原来煤场的付煤计量非常原始,汽车大箱装满煤后,检尺员用钢卷尺测量长、宽、高,再用计算器换算成体积才能求出重量。当买卖双方发生争执时还要把煤全卸下来,改用“木斗”称量。这种原始的计量方法非常笨拙,效率极其低下,煤场门前常常有数百上千辆的汽车排成长龙等待装煤。我接到研发任务后非常高兴,那是我学习微机后第一次实践,我想检验一下自己的真实能力如何。

  81年5月我只身一人去广州参加一次国际电子工业展览会,展览会设在广州文化公园。我在展览会上认识了一名女港商李晓昕,她展位上的一台TRS-80计算机吸引住了我,那是全世界轰动一时的第一代微型计算机,芯片采用八位--Z80CPU,体积比小型计算机的大柜小多啦,样子也很漂亮,就是货物相当紧俏,在内地是绝没有机会见到的。我每天都要来到这个展位上转悠,不停的说好话,软磨硬泡的做工作,希望撤展时能把这台样机留下。香港的商品销售要用外币结算,我当时哪里有外汇呀?那时使用外汇需要有指标,是不能随便兑换的,还好相邻的一个展位是中国农科院的,他们有进出口权,也有富裕的外汇指标,是农科院领导同意帮我们单位兑换出几万元港币,我废尽了周折把钱汇到了北京,农科院的那位领导帮我买回了这套微机,我押着机器跟在行李车中一路赶回了东北。

  那台机器是S100总线,我设计了一个并行口,驱动一组锁存器,经光电隔离转换电平后输出给可控硅触发电路,直接控制匀速给煤机的磁力开关。控制程序是我的同窗张桂兰用BASIC编写的,通过控制给煤机的时间常数达到精确定量装煤的目的。西安矿储煤场终于成功地实现了电脑自动控制付煤。经过调试运行效果令领导们非常满意,自动化付煤效率比人工计量高多啦,就是运煤人和检尺员感到沮丧,因为这台电脑剥夺了他们的特权,阻断了下面人的发财之路。在项目庆功祝酒会上,矿领导们频频举杯狂饮,下面的人不得不装模做样地随声符合,但心情可不一样,有一半人真心感激我,而有另一半人嘴上夸我,心里骂我。

  这套自动付煤系统自从投入运行以来,给西安矿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它一刻也不能停顿下来了,成了西安矿的看财宝贝。82年元旦前,这套付煤系统突然发生了故障,经检查是环境温度太低造成的。那个微机房控制室设计在半空中,机房里又没有暖气,环境温度降到了零下20多度,软磁盘都转不动了,这样低的温度下什么仪器也不灵了。于是我急急忙忙设计了一个可控硅控制的恒温电暖气,效果很好,可以保持机房温度恒定在24度。可是可控硅触发导通时会发出强烈的脉冲干扰,经常使微机死机,这个问题又让我大伤脑筋。于是我又动起了脑筋,转移到了怎样消除干扰的课题上去了。

  可控硅在触发导通的瞬间跳动的浪涌电流会激发出强烈的电磁脉冲,我想只有在交流电过零时发出触发信号,才不会产生强烈的跳动浪涌电流, 每个触发脉冲控制一个完整的180度交流周期,通过改变每秒触发个数来达到控制功率的目的,于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产生出来了,我终于发明成功了无干扰的过零变控触发方式,可控硅变控触发恒温控制技术首开先河。这项技术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可控硅拖带5000瓦的负载,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旁边都听不到丝毫的干扰声。这项技术比现在“过零触发”技术提早十多年。我应用这项技术在家又制作了二台雏鸡恒温孵化器,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我妈用这个孵化器每年都孵出几批小鸡仔,另外一台送给了西安矿木场的张贵,这台孵化器使用了许多年,孵化出无数的鸡鸭鹅雏。

  我国第一套小型计算机矿井环境监控系统就诞生在辽源矿务局西安矿,由国内著名的几家计算机研究单位联合开发的,这套系统的研制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系统主机采用了上海华东师大生产的DJS101型小型计算机,柜式结构;16位/64K磁心存储器,一台裸机就要30多万元,当时装备了二台主机就花了60多万。那时期单色CRT显示器刚刚问世,物以稀为贵,那显示器价格极其昂贵,每台5万多元,监控中心紧跟技术前沿也装备上了一台,还派我到上海学习CRT的维护技术,当时还没有普及大规模集成电路,那台显示器的电路设计过于复杂,使用中故障频繁,普通企业很难掌握它的维修技术。80年还没有磁盘技术,程序输入要用手拨十三条,然后读入穿孔纸带。这样的系统要在煤矿推广简直是天方夜谈,它的鉴定之日也是寿终正寝之时。

  煤矿安全监控技术是一套综合技术,国家上层对此都十分关注,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力量,我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让安全监控系统真正的达到实用程度,必须向微型计算机方向移植。1983年我到北京煤炭部参加会议,讨论煤矿计算机选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屠主任在会上叠叠不休的推荐他的计算机产品,据说他们成功的仿制了国外的产品,我随即跟屠主任来到了声学所,发现他们果真成功的仿制了日本的PS85型微机,在国内型号叫DPS85,已经投入了批量生产。经过详细考我察感觉到比较适合我国监控系统使用,该微机是专为工业控制设计,S100总线,还有大量详细的技术资料,方便二次技术开发,这样计算机的货源就得到了保证。

  为了移植小型计算机矿井环境监测系统,我设计了12位A/D多路数据采集卡,那时候还没有商品A/D转换卡,我选用了美国AD公司的AD574芯片和多路模拟阵列开关,AD7501按S100总线标准成功地设计出了高精度64路模数转换器,为小型计算机监控系统向WDJ-1型微型计算机监控系统移植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微机刚刚问世的当时还没有网络技术,用户市场急需多台显示终端,那时的监控系统安装多屏显示是把CRT的视频信号用同轴电缆联到另一台显示器上,信号易衰减距离拉不很远,为了实现一机多屏的愿望,我应用民用电视技术,研制了一种声像视频合成卡,把图像信号和音频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视信号,用电视机做终端接收,成功的应用在了天府矿务局的监控系统中,实现了多台远程终端的图像和报警声音传输。   

  

             和卞总相聚重庆中梁山

 

  技术上的成功刺激我疯狂的工作着,也记不清研制了多少作品,当时每三四个月左右就有一项科研成果推出,使西安矿科研科这个单位在煤炭部的威望与日俱增。特别是那套A-1型矿井监测系统研制出以后,煤炭部的各级领导倍加关心,特此为我们在辽源成立了全国煤矿安全检测技术中心。行政上归辽源矿务局代管,业务上直接归煤炭部管辖,所有经费全部由煤炭部投资。

  我在煤矿安全监控中心坐稳了硬件的第一把交椅,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这个中心来了,把中心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监控中心的领导也很信任我,全部仪器设备购置计划都交由我来制定,我不辞辛劳地坐硬板到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精心选配进口设备。那年我和徐主任还有煤炭部的卞总去参加了一次深圳的国际展览会,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在北京找人购买的机票,当时乘飞机需要政审的,普通百姓不允许随便乘坐飞机的,是使用煤炭部的介绍信购买的机票。从北京到广州机票价才98元,比火车软卧还便宜。那是一趟北京飞往马尼拉的国际航班,机型是波音707,中途停经广州,在飞机上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中央歌舞团的胡松华、得得玛……,他们于我同乘一架飞机去马尼拉参加演出,飞机上的服务员也是追星族,把我们丢在了一旁只顾招呼明星大碗去了。

  我先后购进了美国五位半数字万用表、日本菊水存储示波器、惠普万能电桥、惠普逻辑分析仪、扫频仪、视频信号发生器、失真度测试仪、晶体管图示仪……进口设备百十万元,仪器装备几乎是应有尽有。供应商暗示要给我回扣,全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打造一个中国的贝尔实验室,研发我们中国的名牌产品,改变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我的疯狂被领导们利用做发财的摇钱树和升官的敲门砖了。我参与的几个项目分别获得了许多个奖项,比如:WDJ-1型矿井安全监测系统国家首届科学大会三等奖,颁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的,那时还有葛洲坝工程、成昆铁路、原子弹氢弹、大庆采油方法同台领奖,奖金5000元,这笔奖金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监控中心的人听到消息后欢呼雀跃,可非常讽刺的是这个项目不但我榜上无名,奖金也没拿到一分钱!大家都为这事感到愤愤不平。后来一想也罢,我还年轻,领导们也不容易,没有领导的们支持我哪里能有这么好的科研环境,当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成果了,还是领导重要。

  1985年下半年我的第二个成果获又得了煤炭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奖金数目不清楚,获奖人数规定最多七人,这么多的名额我想总因该滩上一分吧?让我意外的是这次填表全填的是矿领导,还是没有我半点份额,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七个人都是外行,没编过一条程序,也没有设计一个电路,获奖者全是一帮门外汉。后来我才明白,据说上面文件规定,有科研成果的人可以破格晋级高工。仔细想想也罢!也罢!应该正确理解领导们的难处,不会编程序,也不懂硬件,年纪越来越大现学也来不及了,这辈子肯定没有机会晋高工了,这次机会确实很难得,让我们的领导方便些吧,理解万岁嘛!我虽然还没晋中级职称,但我有技术总是比这帮领导们有机会的,别想不开吗!


              A-1系统到京参展 

  

   

  1986年我研发的A-1系统再一次进京参展,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务院微机优秀应用成果一等奖,陈慕华亲自接见了参展技术人员,这次的参展产品是代表煤炭部参加的,国务院领导很重视这次成果评审,下文件明确指示杜绝基层领导虚报成果。我的成果频频获奖,而榜上无名的事情部里早有耳闻,这次到京参展是我带队参加的,当时煤炭部的项目主管赵汝成拿出来一张表格(获奖项目发明人表)让我填写,我自信的认为这次总该论到我一次了,不过还是请示家里再填为妥,哪有自己举荐自己的,会让人笑话的。

  赵汝成还是执意不要请示,就让我填,他说:“这是煤炭部的项目,不必请示辽源矿务局的领导。”在我的坚持之下煤炭部通风处赵汝成接通辽源的长途,接电话的正是徐主任。“国务院经初选A-1系统被列为优秀成果一等奖候选项目,请马上填报产品发明人……”“啊--发明人是徐如恩……”“那还有没有其他参与发明的合作者?”电话中毫不含糊的指明发明者徐一人独有!赵汝成马上补充说:“不能填领导!这是国务院的精神!”那分明是在劝阻他不要冒名顶替。

  电话中的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马上又听到:“啊---我也是工程师啊,而且是高级工程师”赵汝成皱了皱眉头接着说: “国务院有指示,这是我国首次组织这样规模的展览,有国际知名专家参观,不够水平的项目坚决不批,宁缺勿烂!绝不能在国际上出丑!你要是填表可以,但你必须来北京参加三天的专家答辩!” 赵汝成讲的这些内容全是实话,国务院的确明文规定不允许外行领导滥竽充数,但从口气上听得出是在将老徐一军。

  我心里真是佩服煤炭部领导的讲话水平,还是北京的领导有素质,心想这次看你徐主任还有什么哲?这辈子怎么遇上这样一个无耻的领导……对方电话沉默片刻接着又说:“那好办,有小我在北京替我答辩!他完全可以代表我……”我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就好像头上挨了一闷棍!眼前直冒金星。

  徐如恩是我的顶头上司,当时没有勇气不替徐主任答辩,气恼了一阵子之后还是平静了下来,站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在北京我违心的替徐如恩填写好了各种身份核实材料,写下了保证书,声明填表人不是领导者,是项目第一开发人。在项目审查会上,国务院领导盘问我:你是徐如恩吗?我咬着牙说了一声:“我就是徐如恩!……”在冗长的技术答辩会上我对答如流,项目顺利过关了。

  颁奖的那天的晚上,我这个硬汉子流下了眼泪,这次流泪那不是因为没获奖,是家里我爱人迟景明托人捎来一封信,告诉我家里工资普调,因评工资时我不在场,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升了工资,只要不是犯错误劳教的全调资!谁能相信?去掉劳保不够条件的,全中心五十多人就我一个人没调上工资!我是煤炭部领导们都晓得成果累累的大将!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晋升工资的文件名明明白白写着评选工作积极、技术优秀、贡献突出的人员。我感到了像是被人强奸的滋味,对不起笔者语言贫乏,没有再恰当的词汇来形容那种心情,我不是女人,体会不到被人强暴的肉体感觉,凭想象我是被强权按压在地下的那种屈辱,不亚于女人被强奸的感觉。

  我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停留了,买了一张硬座车票连夜就返回了辽源。长工资就像分蛋糕一样,都是有固定名额的,被评上的人只会暗中窃喜,谁会主动再出让给你?我的同窗张桂兰是个正义感极强的人,她奔走疾呼,为我的事鸣不平,事后这件事被矿务局领导知道了,感觉到的确很不妥当,但是名额是死的,实在没有办法了,矿务局总工程师出面,特地从矿务局机关调出来一个指标给我补上了一级工资。这次晋升工资我的经济没有受到损失,可是我的心灵却受到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王德惠局长关怀A-1

                                  

 

  我静下心来慢慢回想,这事也不能全怪领导,领导们主要考虑大局,如果不首先把上级领导的子女工资调上去,以后工作怎么开展?还有当领导的那有不收礼的,收了礼再不给办事多难为情,当领导的也实在不容易。再说了评工资时你不在家谁都怕自己评不上,指望谁替你说话呀?这事都不能怪,要怪就怪自己不该去搞什么成果。成果又算什么?现在的游戏规则是:想要保住官职必须搞好上面的关系,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那为什么三位煤炭部长接见A-1系统发明人时偏把我调开去中关村?为什么陈慕华接见参展获奖人时也不让我在场?为什么徐拥有了那么多成果证书还不施舍一份给我哪?这些都是巧合吗?我终于明白了,古人称其为“功高盖主”,看来这个地方我不宜久留,联想起刚刚结束的那场政治迫害,孙成生还在长春服刑(详情请读梦魇) 从此萌生了迁徙的念头。

  我们中国封建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是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目标,正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像我等之辈搞技术工作的属于工匠,是属于下九流范畴,这类人物永远是身价卑微的奴才,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远,一直到今天它还在牢牢的束缚着人们的观念,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演变成了现在一种明确的指向“政治挂帅”。在这种体制下我就是累断了筋骨也只不过是受制于人的一个工具罢了。

            WDJ-1系统评议会在天府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台湾作家柏杨所说讲述的一个故事《酱缸文化》。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改革开放的号角也已经吹响,在我的家乡只看到了几份横幅标语高高的挂在空中,看不到改革的春风何时能够光顾这块沉寂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它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我的一生有不计其数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不但没有给我带来福祉,正相反它给我带来不知道多少魔难。每当提起科研成果就会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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