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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十三)----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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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像流水一样飞快的飘逝着,我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28岁的生日。我们北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哥哥不结婚弟弟不好先成家。而我的婚事屡屡受挫,高的不成低的不就,一时间成了困扰全家的大难题。母亲对儿子的婚事要比我自己更在意,她老人家的叹息声让我这个孝子听了心碎。我自己倒没有什么危机感,28年都过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多打几年光棍,没结婚的男子过惯了单身生活不懂得“孤独”和什么“性饥饿”,关键是我成了羁绊全家幸福的绊脚石了。我就像行使在高速公路上的拖拉机,阻挡着后面的高速车队。我弟弟比我小二岁,下乡后被推荐上大学,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二年了,自己处的对象苦苦的等了五个年头,就是因为我横在前面使他们久久不好结婚。我成了街坊邻居谈论的焦点话题,就连周围的孩子们都在关心贾大哥的招亲大事,在环境的压力下我焦虑万分。

 

               我的全家

 

               

  为了成全弟弟的亲事我只好一又一次的降低我的择偶标准,事实上降低标准并不一定就能加快成婚的步伐,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牺牲我的情感、亵渎神圣的爱情,我成了世俗潮流的殉葬品。我似乎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对象,而是为了这个家庭去盲目的“搜索”一个女人,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必须”的与一个异性苟合。在人们世俗的目光中,男人到了婚嫁年龄如果还不能混到老婆就会受到歧视,甚至会被误解成“性无能”的不正常的人。在人群中我抬不起头,我害怕在众人面前提起我的婚事,那样会使我很尴尬。

  最让我难过的是与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女子见面,我天生腼典,妈妈说我小时候就这样遇生人说话时都要脸红,更何况现在单独面对一个专门来考察你的女人了。我的二只手不知道放在那里才是,怎么放都别扭。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没有谈话的“题材”,要是谈起无线电我可以滔滔不绝,有许许多多的话题,二个人在一起没话找话真难受。“你吃晚饭了吗?”我只能以此话开题,明明知道人家已经吃了,这是句毫无水平的废话,对方只回答一句“吃过了”接下来我就没有连接的词了,我不能再追问人家吃的是什么饭。也看得出对方比我还难受,红着脸低着头。我想换一个话题吧改变一下紧张气氛,今天的天气不错呀!那女孩也不会借话题发挥,回一句话把我又封死了:是啊,不刮风也不下雨的!我憎恨自己语言贫乏,要是有节目主持人的水平就好了。“你爸爸下班了吧?”我再开个话题吧,随便问了一句总不能干憋着空气都要爆炸了。“天都黑了能不下班吗?”她反问了我一句,这下我脸上的汗都流下来了,尴尬的局面让我很难堪,我的问话也太没水平了,我心里想着赶紧找借口叫停吧,再来二个回合准把我给憋死。

 

           中间那个黑丫头就是我的结发之妻

  我记不清有多少人给我提亲了,为了“这个家庭的祥和”我也不知道硬着头皮为“他们”看了多少个“对象”。事实上处在经济最底层的人根本没有尊严可言,在那个年代里女孩们选择对象的标准并不低,当时流行一个时髦的标准是:长得帅气要象“演员”,身体健康要象“运动员”,家境富裕每月工资要有“一百元”。就是这个“三元”让我永远失去了中标的希望。在茫茫人群里偶尔遇上一个看似有希望的目标,可人家偏偏不是嫌弃我太穷,就是不中意我的身材。也有幸运的时候遇到一二个不嫌弃我并且没有“三元”的,但是说起来更惨,那些能抛来彩球的女人大都是打折的“二等品”,就说那相貌实在让我不敢恭维,连最起码看上去不恶心的标准都达不到。嗨!就算我的标准一低再低可总不能抱着一个贼眉鼠眼的丑八怪成亲哪?慢慢的我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我常常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二眼傻傻的望着行色匆匆的人群,在人群中有无计其数的漂亮女孩,这个世界上根本不缺少靓丽的女人,那是上帝赐给男人们的“天使”,她们一个个白玉般的身体穿着艳丽的服饰,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我知道那不是属于我的“奢嗜”品,我的心慢慢的死了,因为我很穷!很穷!

   婚后在我家的后山上      

  1975年秋天一阵北非吹过,天气变得格外寒冷,就在这场寒风吹过后似乎给我带来了一场桃花运。提媒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一时间让我应接不暇。我象往常一样按着程序逐个接待,都是朋友帮忙,就是看不中也不能无理的打发,要委婉的有礼貌的谢绝。在匆匆过客般的相亲队伍中有一个林姓的姑娘,是辽源某医院的护士,据介绍人说在单位表现很好优秀团员,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我们见面后还能谈得来,也许是知识层面上的原因,有许多共同语言。她的老爷(外公)是个很有名的艺人,会画一手水墨丹青画,在家族中颇有声望,小林找对象在她们家有个规矩:第一关一定要老爷先看中才行。

  我象应聘员工一样走进小林家,那天我穿起了崭新的涤卡中山装,里面是雪白的衬衫我很自信,不用打扮凭借我年轻的相貌就能征服许多女孩。现在第一关不是女孩看我,那女孩大概是早就看上了我,有意让老爷把把关,我不知道老人的聘选标准是什么,要是先摸清“标底”就好了,我的心里怦怦直跳的走进了她家门。出乎我的预料老人家特别欣赏我不凡的谈吐和文雅的举止,他老人家更喜欢我的技术才能。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使我对这个家庭也产生了几分好感。这位老人八十多岁了,我去他家时恰好亲眼看见他正在作画,画的是“昭君出塞”,那画面真让我大开眼界,颜色都是用朱砂、赭石、蓝矾等天然的矿石颜料研磨成的,画卷栩栩如生,青葱的芳草艳丽的罗裙每根头发都清晰可见。真不愧是一位稀少的古文化大师。我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不贫乏,和老人谈的很投机,看对象慢慢转化成了文化交流了。小林乘着热火劲马上来到我家,还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她挺有礼貌的吃过饭后还抢着刷碗收拾卫生,嘴也很甜,不管真假把老人哄得团团转,看样子这回还真有希望了。我已经习惯失败了,对此仅能报谨慎的乐观态度,失败让我对所有的亲事都不抱太多的幻想。

  就在我刚刚确信已经开始了新生活的兴奋之际,我感觉到太阳明亮了许多,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阳光格外美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就已经划分好了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如果缺少一半这世界该会变得多么无聊?我们都应该感激上的安排。在我们短暂的相处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象吃苦瓜一样的滋味。有一次过周末我提前约好了小林到我家吃晚饭,那天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全家人一直等到晚上十点钟,她也不见踪影,场面让我非常尴尬,胸中好像塞进了一块冰块非常伤心,有什么大事也不应该不守时啊?一气之下我去了梅河矿测井去了,也没和她打一声招呼。流行歌曲中有一句歌词唱到:“相爱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辽源,小林把电话打到了我们地质勘探队,声音甜甜的向我道歉,不停的解释为什么没有赴约。我本想向她狠狠得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我最反感不守信用的人了,可是我是一个容易原谅别人的人。那股万丈怒火让我压了下去,没发作起来。不久小林的老爷去世了,按理说这也是正常的事情,老爷子已经86岁了,中国人没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年龄的人,按中国老习俗也叫“喜事”是白喜事,我在心里在暗暗的安慰自己,我和那老头还真有了点感情。当我正想赶去小林家吊唁时,又传来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小林在公园里和他们医院的男同事偷欢被治安联防队捉住押送到派出所了。我被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傻了,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马上找到了孙成生急于弄清此事,孙成生的爸爸就在那个医院工作过,认识许多熟人。那消息果然被进一步证实了,我也不用再去指责她为什么不按时赴约,她没有赴约的原因正是那天晚上她被捉了。深入调查才知道她早就是个情场老手,更难以置信的是她已经不止一次堕胎了……我的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

  这件事开始我很痛苦,在思想开放的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单纯得像一张白纸的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封闭的七十年代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头上就象挨了一闷棍,对我打击最大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内心灵魂。男人总是渴望成为所爱的女人的第一个男人,也就是所谓的“处女情结”,而女人恰恰相反,总是渴望成为所爱的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为什么“一个女人即使自己还是处女也很容易接受所爱的男子和别人有过的事实”,而男人为什么“即使自己有过千百次的经历也还是苛求女人要有圣洁的身体呢?”处女情节把我捆在了婚姻的十字架上,今生我还能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捉弄我,似乎让我相信我的生身八字注定充满了磨难。我认为我彻底没有希望了,虽然大家都在用敷衍的话劝说我,可是我很清楚,那只不过是安慰我罢了许多人们都热情帮助我找对象,但并不能让我感到宽慰,他们是在怜悯我,怜悯一个无能的可怜虫。于是我开始选择了回避,我不需要哪些怜悯,我是一个堂堂的大男人!我需要理想,需要自由,需要爱情,需要尊严,在我严正的劝说下,家里人终于同意让我弟弟柏春先结婚成家。我象卸掉一个包袱一样得到解脱了,没有人在后面追着我的时候开始了我的马拉松式的“寻亲”之旅。

             乡恋——生活虽然清苦,但很甜蜜

   

  我弟弟的婚礼举办的很隆重,我们东北人办喜事比较注重场面,请来了许多亲朋好友。弟媳妇在副食商店工作,为人厚道认识许多商业界名流,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婚礼上我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因为没有弟弟在哥哥前面结婚的,我真不想抛头露面,不想让众多的亲友指指点点,“你们看,那大伯子还打光棍呢!你听说过吗?他处的那个对象……嘻嘻嘻!”可是我又不能不出面,我们家就我和弟弟二个男孩,从小相依相伴。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招呼着来往的亲友。我在人缝中看见了孙成生夫妇抱着二周岁的儿子也来参加婚礼了。孙成生比我小一岁,现在他的宝贝儿子小圆都会说话了。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好像被时代遗弃了。

  孙成生为我的婚事也操了不少心,孙成生家是哥四个没有女孩,他的朋友圈里没有女生,所以帮不上我的忙。为了朋友孙成生干脆出面去动员他的表妹董晓倩嫁给我。也是我们矿务局四中的学生,比我低二届。我经常和孙成生在一起鼓捣无线电我很早就认识她,相互之间也颇有好感。董晓倩和同龄人一样毕业后就下乡了,二年后返城分配在辽源市二百货当营业员。董晓倩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笑起来有一对甜甜的酒窝。当时青年人的婚姻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不仅父母要参与意见还要考虑政治因素,董晓倩的妈妈也就是孙成生的二姨对我当兵八年没有入党提出了质疑,我又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清楚原因所在,被一票否决。尽管孙成生在里面费尽心思进行斡旋,但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我们像一对分居河流二岸的恋人一样相望而不能相聚,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不到吧。到后来孙成生甚至想把她的小姨妹嫁给我,但是不行,她还太小,还在中学读书,回到家后还和小朋友一起跳皮筋呢。

  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的大部分青春年华都是在部队度过的,没有和女孩们相遇的机会。我也幻想过能遇到小说里和电影里的浪漫故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部电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电影中青年男女追求理想,热爱生活的,发明创造的感人故事深深的吸引着我,为我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偶像,可回到现实后才知道一切都是那样的可笑和不切实际。我慢慢的明白了经济是基础的含义,幻想也就随着我的成熟自然的消失了。就是说经济就好比是个支柱,所有的东西离开它都要倒下来。难怪我每次相看对象时我的相貌不成问题,每每进入到实质性的时刻就出问题。别看那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孩,她们脑子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一张口就提出是要XXX条件,分明是把自己明码标价出卖了。每当我遇到此种情况就会泛起一阵恶心,谈判立刻中止。

  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认为我的自身价值不在于容貌,不在于地位,也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我的价值是我的品行和才华的乘积,如果一个漂亮的女孩他并不欣赏我的这些“优势”,就是用钱把她买回来,她不会珍惜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岂不是把我贬值了吗?在驴子的眼里,一捆青草比一桶黄金更有“价值”,知识和才能在不同的女孩的眼里所具有的价值是不相同的。所以我制定了一个严厉的标准:凡是向我索要钱物的女孩,不管她要多少一律淘汰!长得天仙一般也不行。我坚信爱情是不可以用金钱交换的,我奇特的择偶标准出台之后出乎我的预料,仅凭这一关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女孩都被砍掉了,虽然中国古代就提倡郎才女貌,可是七十年代的女孩们崇尚知识的寥寥无几,只有不足百分之十没有提条件的女孩才能进入下一轮。

  择偶真的不能与采购商品相比,硬性的指标选拔出来的目标往往让人啼笑皆非。我的朋友圈又是那样的有限,我在周而复始的重复着一个循环,始终绕不出那个怪圈。到今天我才真的明白过来当时制定的那个标准是多么的愚蠢。其实姑娘们向我提条件只是为了迎合周边的习惯,也是为了显示她自身的尊贵,什么都不要就嫁给你怕别人说她“卑贱”,并不一定是不欣赏我的才华。是我卑微的身份让我扭曲了心灵,我傲慢的行为让我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孩,我是作茧自缚,把自己引向了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接连不断的失败我的信心早就大打折扣了。我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所制定的标准不可能全都达到,总要牺牲一部分条件,这就是鱼肉和熊掌不可兼得得道理吧?如果刻意的追求下去只怕要等到地老天荒了。就算能达到,人家女方还要能看中你才行,你是谁呀?是童话里的王子吗?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价值与价格在现实世界里是不相等的,你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价格要由市场来价定。我在女孩的心目中到底能值多少?我必须重新思考了。

  记得我刚复员时朋友按我的“特殊要求”介绍了一位条件很不错的姑娘,她叫文艳春也是副食商店的营业员。说不错只是相对的,文艳春的家境比较好,爸爸是西安区的干部她身下还有一个弟弟年龄还小。文艳春是个十分规矩的女孩,自然质朴不知道打扮自己,比我还单纯象个大家闺秀。文艳春是在标准的封闭家庭里长大的,从来不接触异性,保留了难以置信的童真。我选择她就是因为她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我用这个“愚蠢的指标”第一个网住了她。她单纯得象个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我想是她从小到大生活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心理年龄停留在少年时期没有长大。

  我没有谈过恋爱,不了解女孩的心理。与文艳春相处的半年中,搞得我身心疲惫。我复员后在矿务局水泥厂上班,每月要上20天夜班,也就是说每个月只有10天的晚上可以自由支配。文艳春家很远,她自己住在西安矿独身宿舍,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要回市内的家也就是说这十天里还要去掉四个休息日不能见面,遇上刮风下雨还要扣减,每个月见面只有三四次。小说里热恋中的的青年男女都是如胶似漆的相互思念着,而我们相处期间却没有一点感觉。每次见面都象例行公事一样在她的女宿舍中,她不肯走出来陪我聊天。也罢人家女孩作风正派不能随便与男子外出,可能所有女孩都是这样吧?我应该正确理解人家,女宿舍每个房间都居住四个人,避免不了有“电灯泡”在场。我每次来时同寝室的女同事们都纷纷避让,让我也非常不好意思。

 

            这场婚姻除了让我感动还是感动

    

  我们慢慢熟悉了,在有限的约会中她也陪我出去散步过几次,但每次都严格保持着“距离”,在外面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晚上八点半。那是一个夏日里的晚上,我们伴着皎洁的月光在郊外漫步,走到了“永安桥”边后我先坐在了水泥桥台上,示意她坐在我的身边,可是她不可思议的拒绝和我坐在一起,蹲在离我三米远的对面低着头,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心又一想她可能和我一样是怕羞,不一定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好的,知趣的我立马打道回府了。我们相处时间很快就半年多了,别人处朋友都是越处越亲近,而我越处越没感觉。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影院中的座位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注定紧挨在一起了。当我看到电影中激动人心的场面时,情不自禁的拉了一下她的手,她惊讶得看着我问了一句:干什么?黑暗中我的脸顿时羞得通红,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解释刚才行为的动机,急忙回答:“对不起,不干什么!”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热恋中的男女也要象寺院里僧侣一样吗?我的心彻底的凉了。文艳春是我第一个相处的女性,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感到茫然,我深深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按标准她是最符合条件的“种子选手”,可是不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认定我们根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出于好奇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我要再找文艳春谈谈。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为什么要找对象?”她根本不理解我问话的动机,她认真地回答说:“年龄到了都要找对象?”我接着问:“那我们分开时你想过我吗?”“呵呵,你这是什么话?”她莫名其妙的看着我,看得出这是她的真心话。她从来没有思念过我,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休息二天,她找对象就是为了应付世俗规矩。“你们女人对男人都没有一点感觉吗?你为什么不找个女的做对象哪?还有安全感!”我咆哮的质问她,她委屈的回答:“没听说女人找女人搞对象的。”我感到彻底没戏了,毅然的离开了她。她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

  我不是女人,想象不出女人对男人的感受,甚至我也错误地认为爱情不是对称的,女孩们都讨厌男人,对男子都是没有情感的,只有男人才会不知廉耻的去追求女人,男人追求女人是多么下流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正派的男子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呢?我对女人失去了信心。我下决心不是女孩主动找我,绝不主动求爱!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要维护我的尊严。   

  我这些怪诞的恋爱故事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所有这些离奇的思维都是来源于那个时代的“革命化教育”。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所接触的正规教材中没有爱情的字样,更没有关于性的内容,1966年文革之后一切有关男女的文学作品进一步被禁止了,百分之99的电影被判了死刑,一切流行歌曲通通被取缔,就连日常穿着打扮都会被激进的领导人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谈情说爱早已经被异化为邪恶的东西,男女在一起的事情都变成了罪不可赦行为。更不用说谈论“性”的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谈“性”色变,“那个”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更不可以对孩子明示。幸亏我们的法律没被修改,如果法律也象寺院清规一样不准男女在一起,我们只怕都要断子绝孙了。那个年代的青年从生下来接触的就是革命思想灌输,男女的服装颜色不分,式样相同,提倡女子要象老爷们一样粗声粗气,甚至长出胡子才是榜样,样板戏里的方海珍就是那个时代塑造的模特。

  我在402部队的时候,我们一车间有一个高干家的小女孩叫付燕,那年她还不满18岁,当兵几年了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完全不懂,大概也是接触的环境“绝对纯净”所造成的。付燕一次陪赵海英(女兵一班长)到213医院看病,顺便探视一下住院生孩子的战友刘媛媛。海英左手腕上长了一个肌肉瘤,大家都很担心海英瘤子的性质。她们从医院回来后女兵都围了上去,希望早点知道检查的结果。没等海英开口,付燕抢先告诉大家:“海英班长手上长的是‘子宫肌瘤’ ”,在场的人笑得差点昏过去,付燕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可能是病名没记准感到很不好意思,她悄悄的趴在海英的的耳朵边问班长:“在妇产科里她们说的‘男产’(难产)是不是男人生小孩?”,这个小女兵的天真问话成了402部队家喻户晓的笑料,看来我遇到这个文艳春和这个女孩差不多了。

  在短缺经济年代,男人们找老婆都非常实用化,女人是否漂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与你组成的家庭能否支撑起生活的重担。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女方的工作是国营还是集体,国营的工资待遇、福利条件、劳保医疗都有保障,集体所有制就差许多,这二种工作性质几乎是终身制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人们择偶一定要找个国营铁饭碗的对象。其次看是否在副食商店、粮食供应站、医院等部门工作。那时候的人们生活非常疾苦,市民每月只供应13公斤粮食,其中只有百分之15的细粮(大米、面粉)大部分是玉米面,高粱米等杂粮,能找个粮店的老婆真是件荣幸的事情,至少可以少吃些玉米面。在副食品商店工作就更是高人一等了,几乎所有的鱼肉蛋蔬菜都是限量供应的,当然受人们青睐。穷苦人最怕得病,在医院工作等于买了一份医疗保险,还可以交际许多人,办事走后门方便。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我的亲友团始终在这个领域里兜圈子,成功的概率当然就更低了。矿区的粮店、医院、副食品商店被我的朋友翻个底朝天也没搜索到几个合适的,条件稍好一点的老早就名花有主了,根本轮不到我这里。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上门提亲的人越来越少了,标准也越来越差,介绍来的几乎都是辽源市相貌最丑的姑娘。有一个在市里针织厂工作的女孩远远看上去很不错,白白净净的,说话举止都很有礼貌,可是她就是不答应来我家见面,我只好去了她家。市内离我家有十多公里,那天晚上八点钟才赶到她家,临走她起身送我出门时发现她是个残疾瘸腿的女孩……。更难以接受的是还有一位带着二个孩子的寡妇上门提亲……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我没有资格迎取标准的女孩,我这个穷小子就只能捡这些“下三烂”了。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的摧残着我的意志,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在一个夏季我又到梅河煤矿出差,住在了梅河矿一井招待所,恰好遇上了也到梅河矿出差的机电处迟福安,我们住在了一个房间。我和技术出身的领导谈起话来很投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无意中打听起我的个人婚事,开始他不相信我还没有对象,象我这般年纪的复员兵早都成家了,误以为是我的条件是太高了才搞到这步田地的。这次见面迟福安好像对我的个人婚事格外关注,他问我你喜欢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知所措的敷衍了几句。我很忌讳谈个人婚姻问题,谈话每每到此我就好像触电一样总想逃避这一话题,今天对我敬重的领导只好如实的向他坦白了……。也许好领导都是这样喜欢关心别人,我已经习惯了单身汉的生活,对一切的美好的憧憬早已不抱任何幻想了,这次谈话很快的就忘却了。

        童年尉迟三姐妹(大姐迟景文 三妹迟伟 老二迟景明 )

 

  一次我爸爸的同事郝玉发来到我家,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和往常一样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所有的结局都事先编排好了,今天也不会出现奇迹,我对所有的来访者已经产生了抵触的惯性。郝玉发这次给我介绍的是一名在红城副食商店工作的营业员,据说人品特别很好,干净整洁能吃苦耐劳,是百里挑一的良家女子。我漫不经心的答应先了解一下再说,如果没有希望尽可能不要见面,频繁的相看对象能成功也罢,如果不成功则会引来别人的非议, 那时候有一句十分难听的罪名叫“玩弄女性”,我生怕与这句肮脏的罪名沾边。还好那时,我爸爸在矿务局参加职工到表大会,我就托我爸爸先去看看,如果有一线希望我再出面。我爸爸按郝玉发事先约定的地点找到了那个红成副食品商店,在肉食品柜台看到了一个黑丫头,我爸爸也说不准看到的是不是那个目标,最终得到的还是一个悬案,无奈只得我自己亲自出山去看看了。

  红成副食文革前叫:仙城副食,在文革大破四旧时改名为红城副食。那里在日伪时期是日本人修建的工人住宅,名称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特色什么:三丁目、五栋、八番等,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矿工住居住区,是矿区比较繁华的地段,街道名称一直延续了日本人留下的,就是那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红城”被人们叫习惯了,改不回原来的“仙城”了。我那天故意没有特殊穿戴什么新衣服,偷偷的溜进了红城副食,在肉食品柜台近距离看到了那位黑丫头。按着介绍人指点的“坐标”,我断定就是这个黑丫头,她穿着一件藏蓝色工作服长衫,标准身高1.63左右,长的并不出奇也不漂亮,眼睛很有神,整体上说只能算作“不难看”的标准。我本想仔细的打量她一番,就见她朝我的方向走过来了,我立刻慌了阵脚不知所措,当初只是打算偷偷的看上一眼,如果没有希望免得声张,所以就怕被她发现挺难为情的,我的脸本能的红到了脖子一溜烟逃出了红城副食……

 

               在辽源龙首山上

   

   

 

  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相看的人就是我现在的结发之妻,当时我还和对待其他介绍者一样例行公事,发动亲友团品头论足的挑毛病。经内查外调后得到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她就是迟福安的妹妹——尉迟景明(景明家是复姓,唐朝尉迟恭的后代,景明的爸爸——尉迟开达,景明的哥哥——尉迟福安这次相亲才知道他是复姓,我叫习惯了迟福安,单位上的人也习惯叫他迟处长)。是迟处长独具一对伯乐的慧眼,他犀利的目光首先选中了我这匹被困于深山之中奄奄一息的“马驹”,他也许不知道我今天会怎样,但他看穿了这匹卧槽之马有朝一日必将驰骋原野。当领导的岂能自己出面操作此事?特意通过迂回的渠道找到了两家都相识的郝玉发,委托他辗转前来我家说媒。我爸爸也托人撒出人马进一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说起来真巧我弟媳也在红城副食工作,反馈来的消息都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她家的条件远比我的家境好多了,她家住在辽源市东山二宿舍的日本房里,能住在这里的大都是矿务局机关干部,属于“贵族”阶层,而我等之辈则是贫民窟里最下层的人士。我们二家不仅贫富差距悬殊,这门亲事也有悖于门当户对的伦理,我忐忑不安的应允下了这门亲事。

  那是春天里一个晴朗日子,我和爸爸来到了东山迟家。说起来也奇怪,我走进迟家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久违的故里,没有丝毫陌生的感觉。也许是我早就熟悉迟福安,是这位热心肠的领导,帮助我改变了下半生的命运。他家的住宅与东山周边的人家相比算不了什么,但与我家相比称得上是豪宅了。房间内有日本人留下的木地板,刷着红油漆的地板被擦得明镜一般干干净净,房间打扫得相当整洁。在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中,房间能收拾得如此干净得体,一定是一位勤劳整洁的女孩所为。看到这里我心中泛起一股崇敬的激情,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整洁,小学四年级后就自己洗衣服,白衬衫洗得洁白透亮,不沾一点污渍,我憎恶好吃懒做的女人更容忍不了脏兮兮的人。我环顾着这个非同一般的家庭,那是个三间卧室前后两个院子的住宅。

 

        中学时期的尉迟三姐妹 迟伟 迟景明 迟景文

              

 

  景明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和他的二个哥哥把三个妹妹抚养长大。景明在三姐妹中排行老二,姐姐已经出嫁,在辽源市重型机器厂工作,妹妹也找对象离开了家在梅河矿工作。这个家中就剩下景明一个女孩没有找对象了,她的情况有点和我相似,喜欢她的人她不喜欢,她能喜欢的人又是那样的难以寻觅,就这样高的不成低的不就一晃已经是26岁的大龄青年了。在当时女子过了26岁就很难找到理想的婆家,家里人也为她的婚事咳声叹气。

  我们来到迟家时景明还在上班不在家,我进门后第一眼就被景明的爸爸看中了。他老人家把我拉到身旁问这问那,还没等景明回到家就急忙的和我爸爸表态:这个事情咱们两个老人就定下来吧,别听孩子的了……老人这句话后来遭到了景明三姐妹严厉的谴责,指责“爸爸你不要这样替女儿表态!我还没说行不行,急什么表态!你的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了,就算是真喜欢也要摆出点架子来,免得被人家瞧不起!”能看得出老人对女儿的是多么的疼爱,其实迟家三姐妹想错了,也正是老人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出自一个老人坦诚、正直、无任何掩饰的心里话。在这里让我感受到被善良、诚实、安全所包裹,不存在任何作作的感觉,这儿仿佛就是我所期待的家了。

  尉迟家对这门亲事也是非常重视,景明的妹妹迟伟特意请假从梅河矿赶回来,帮二姐把关。上午11点左右景明请了半天假从红成副食回到了家中,她走进门的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第一次相遇,时间虽然短暂的只有两秒钟,但我预感到她注定就是我此生的同路人。迟家三姐妹是本次相亲的焦点人物,此次见面后三姐妹并未达成共识,妹妹迟伟表示赞同这门亲事,“二姐年龄不小了别再挑了。”姐姐尉迟景文则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嫌我的个子太矮!姐姐在迟家里是很有地位的人物,她在单位工作出色,吃苦耐劳年年被评为生产标兵,家中重大事情她都当大半个家。景文说我这辈子就没找到高个子丈夫遗憾终生,今天你一定要找个一米八的大个子……景明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听谁的才好,我的直觉是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只是不好在众人面前表态罢了,说了一句:让哥哥给做主吧。哥哥尉迟福安狠狠地骂了她姐姐一句:“电线杆子高,你嫁给电线杆子好了!”就这样我以四比一的绝对优势摘取了迟家的二小姐。

 

                 尉迟三姐妹

 

  那天中午我比尉迟开达伯伯还实在,相亲的当天就在人家吃的中午饭。大姨姐的一句话险些让我的前程赴之流水。结婚后为了报那一箭之仇,我特意给她编了一个姓名谜语:“老和尚要啃书本,打一人名(欲吃经文)——尉迟景文”,这个谜语后来许多人都知道了。我和景明相识后相处得非常和谐,她从来没有向我提出任何经济要求,也许是和以前我所接触到的人有太大的反差,我们互敬如宾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用我们东北话说:没红过脸。景明为人处事大度,我在她身学到了许多高尚的品行,几乎挑不出她有任何缺点。我们的婚姻进程就像解一元二次方程那样的按着公式顺利地进行着。

  1976年10月10日我们举行了婚礼,婚礼举办的非常简单,主要是毛主席在当年9月9日逝世,我们原定在10月1日国庆节结婚,不能在国葬日里办喜事。选择那年十一结婚的人还真不算少,都是图个吉利,金秋十月象征着爱情长久。为了避开国葬日,大家只好都向后推迟一周的一个星期天里,说来也巧那个日子正是国民党的建国日——双十节,同志们可千万不要误会了,这实在不是我们故意所选的日子。

  我结婚不光是没有钱,更大的困难是没有房子。那时的职工在企业里干上10年也不一定能分到住房。如果等下去只怕要熬到退休才能结婚了。迟福安大哥哥依然的把自己的房子一劈二半,把北面划给了我居住。为了节省资金,爸爸托人买来许多木材,我的战友王宝林为我打制了朝鲜柜、大连襟邵玉坤为我加工的五斗橱,小姨子的亲属帮我赶制了写字台。在众人的帮助下一个温馨的小家庭终于诞生了。

 槟榔园嬉水 

 

  10月10日一股寒流袭来气温骤降,上午我求邻居家冯叔叔找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东山去迎亲。冯叔叔在西安矿煤厂工作,他找来的是一辆拉煤的卡车,简单打扫一下,在发动机盖子上绑上一朵大红花就出发了。在那个年代全辽源市都没有几辆轿车,用轿车迎亲连想都没想过,能有一辆卡车就算不错了。

  为了渲染气分我自己动手安装了一部半导体扩音器,我自己制作了一个土制的音箱,当时市场上还没有大口径喇叭,用我在部队时带回来一只10瓦的纸盆扬声器,外面又接一只25瓦号筒式喇叭,装好后效果还可以。信号源是在工会借来一部电唱机,还有一个话筒。送亲的队伍走近家门时鞭炮齐鸣,扩音器里播放着迎宾曲,我三妹妹贾玉杰手持话筒朗诵着早已编好的致辞。这种音乐气氛在当时还是一个创新,玉杰的嗓音甜美语言流畅把婚礼推向了高潮。

  景明平时的人缘好,送亲的队伍非常庞大,还来了许多食品公司的领导,邻居冯家、李家几个房间和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我们地质队也来了许多庆贺的朋友,还有我平时的好友全都到场了。孙成生、张贵、李坚密三人合伙给我买了一台MF10型万用表作为新婚贺礼,恐怕这在国内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新婚礼品了。

  这场婚礼的开销出人意外的节省,总计不到1000元人民币,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张罗的。亲友们送来的好多丝绸被面,我只使用了一部分做成被子就够用了,除买些床上用品和糖果香烟外没有额外的开销。景明知道我的家境不好,是自己买的衣服和手表,没有让我负担任何费用。我庆幸在漫漫的旅途上与景明不期而遇,这场婚姻除了让我感动还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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