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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十九)----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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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关押在西安分局的临时看守所里,因为我是政治犯,不能和普通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就临时腾出一间羁押犯人的小房间,有专人24小时看管着,与看守我的警察说话不允许称呼他们同志,要称呼:“政府” ,长期的说话已经形成习惯,一下子改不过口来,每次称他们为同志都要遭到严厉的训斥。我身上已被清洗一空,连裤腰带都收了上去,进厕所还要有人跟着......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失去自由时的感觉。

  关押我的地方原来是办公室改建的,透过铁栏杆可以看到走廊和远处的办公室。看得出受理我案件的人员很焦灼,可能是外调人员收集到的材料不合他们口味,一次又一次的开会研究,审讯不时的被中断。因为我是政治犯,专案组的人没有考打我,但晚间不让我睡觉,不停的让我交待问题,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我实在无法回答!慢慢地我成了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典型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一阵阵凄惨的叫声,那是在审讯刑事犯“爹呀——妈呀——绕了我吧,我全说啦——你说的那事情就是我干的呀啊——”审讯刑事犯的房间离关押我的房间只有十几米,夜间可以清晰听到审讯的全过程。

  酷刑使那些嫌疑犯老老实实招供,继续追问又说不清犯罪细节,紧接着又是一轮更加惨烈的叫声……受刑者往往忍受不住酷刑折磨,一打就招认,一问就翻供,显然是头脑已经不受意识支配,采取临时招认的办法来缓解一下用刑 这样糊里糊涂的招认注定会招来更加严酷的拷打,整夜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有规律进行着。让你亲耳聆听拷打犯人的声音比给自己动刑还要恐怖,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改变对待我的审讯办法,也给我动大刑?假如轮到给我动刑时会不会也忍受不住酷刑而胡说八道?我感觉就是置身在魔窟里一样。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故意让我聆听拷打刑事犯,审讯结果是高度机密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全听到呢?显然是使用了一种战术,首先要摧垮我的意志。调查组先后到过我的出生地原籍、当兵过的部队、工作过的地质勘探队、学习地方东北师大、还有锦州、大连等地。出乎专案组的意料,整理出关于我的材料简直是一部英雄的事迹谱!这令办案组的人大伤脑筋,真还不如不去调查了,这一来反倒麻烦啦!外调人员可能不太理解领导们的真实意图,白纸黑字的调查笔录不对他们的胃口,也让分局的头领们大为恼火,总不能像小说作家一样硬造出来一段反革命历史吧?于是他们改变了取证的方法,重点选在西安矿和地质勘探队这两个单位进行。

  公安分局先后传讯了五六十个熟悉我的人,引诱他们检举我对党和国家不满的言行。当被讯问的人们如实讲述我是怎样刻苦专研技术,怎样无私的助人,怎样自费搞科研,怎样嘴嚼着饼干去参加业余英语培训班时,专案组的人表现出极不耐烦的神情,甚至有的与他们发生了争吵。最严重的是我的徒弟崔安平,因不配合他们的“诱供”居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专案组的人把崔安平用手铐拷在椅子上整整一个下午。

  在取证工作屡屡受挫之时,专案组的人们马上又加大审讯力度,在庄严而恐怖的审讯室里坐满了主审官、纪录员、旁听等许多人……我再一次被带了上来。

警察:贾柏青,你们的反革命团伙中谁是头目?

贾: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没有什么团伙!我从小就热爱党热爱祖国,不可能有什么反革命的行为!我们在一起就是爱好无线电,我是无线电的头目,(其实没有什么头目,我只想减轻些孙成生的罪行)。

警察:扩散黄色录音带是不是你的主谋?

贾:没错!是我的主谋,与孙成生没有关系,但那不是黄色录音带!是从商店里买来邓丽君的歌曲磁带。

我尽可能把责任都揽过来,反正我认为是死定了,死猪不怕开水烫。

警察:你跟谁学会的设计电台? 你学这个有什么政治目的?

贾:那是普通物理知识,是在一本《无线发射与接收》的书籍里学的,我只是爱好,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警察:什么时候学会的? 

贾:我17岁那年学校因文化大革停课了,就开始学这个了。

警察:交待一下你们团伙设计安装电台的事实?

贾:那是不存在的事实! ……

警察:不许狡辩!你可要认真想好了,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反革命事实,顽抗对于你没有好下场!……

警察:交待一下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贾: 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 

警察:交待一下你的组织以及地下联络地点?

贾:你们这是陷害! ……

警察: 交待一下你和香港什么组织有联系? 都有哪些计划?

贾:你们这些蠢猪! 我操你妈!

警察:你死到临头了还顽固不化!

贾:我没有罪!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犯任何罪! 我心想:死也要站着死! 死要死个明白! 向这些混蛋曲膝是没有用的!我铿锵有力的声音威震审讯大厅。

警察:贾柏青!铁证如山你还胆敢抵赖!

贾:你既然有铁证为何不拿出来? …… 

警察:你想好了出示证据后再交待就要罪加一等了。

贾:我不后悔!拿出来给我看看!

警察:不要以为我们不掌握你!下面就出示你设计电台的证据!

  工作人员从写有卷宗的档案代理取出了一件东西,工作人员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那证据是我的一个发黄了的技术记录本,里面画有一幅电路图,在图的下方写有“无线电76-818”我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警察:住嘴!严肃些!

贾:就这个证据呀?那是我从无线电杂志上摘录下的一个全频段音调控制电路,号码的含义是76年第8期18页,哈哈哈……警察大人的想象力也太强了,无线电就是电台??哈哈哈......坐席上的林习武、李建杰等人脸被羞得通红。

警察:贾柏青你不要太得意!下面出示反动言论证据!

我的心在咚咚的狂跳,这次我猜不出专案组的人还会编出什么假证据来,工作人员又在第二份卷宗里抽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日记本,我一看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我很多年前写的日记。

警察:贾柏青!我们研究你很久了,这本日记上记录的反动言论,就是你对社会不瞒的铁证! 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吗?

贾:没错!那是我写的日记,不过那里的话可不是我说的,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警察:是谁说的你可以揭发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贾:真的能宽大处理吗? 那个人他已经死啦,早就不在人世了。

警察:那也要揭发,你说吧!

贾:我说出来你们可不要生气呀!

警察:你少废话!你马上给我说!

贾:是鲁迅先生!你们可别把他打成反革命!

   坐席上一片嘘声,那个笔记本上全是我摘抄鲁迅先生的好多格言,有《杂感录》,《呐喊》 《朝花夕拾》等,里面的语言犀利寓意深邃,可怜无知的警察们误以为抓到了宝贝证据!

……

警察:老实交待一下你和孙成生还有于文杰在1981年3月18日秘密在上海接头的犯罪事实是怎么回事?

贾:这事很多人都知道,没有秘密可言!1981年我在上海华东师大实习计算机,孙成生计划3月份到上海采购瓦斯遥测维修仪表器材,于文杰也计划3月来上海买电视机维修的元器件,如果到时我们三人都在上海,就到一起聚一下,互相当当参谋。因为没有好的联系办法,就提前预约个好记的时间3月18日中午12点,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地点就在外滩42路公共汽车站,但这个约会没有实现。

这场审问没法再进行下去,警察宣布休会!我被押回了牢房。

  我静静的躺在牢房里,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的一生非常不幸,从小就渴望学习,崇敬知识,命运却偏偏琢弄我,使我不断的与命运抗争。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命运,巧合的是我的每一个幸运和厄运交错出现,使我的人生的曲线呈现出戏剧性的波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我在逆境中挣扎,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学习成长。

  在八年的部队生涯中,我练就了一流的本领。从部队复员后,为了家乡煤矿自动化建设,曾一度自费搞科研,我和孙成生共同研制的综采机组无线电遥控装置参加了辽源市首届科学技术大会技术成果展览,获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我和孙成生的巨幅照片连同成果,挂在展览大厅里,成了辽源市的新闻人物。为了那项成果,自己找人多次在太信矿下井做工业试验。我在学校学的是俄语,为了拟补英语不足,下班后直接进夜校,嘴里嚼着饼干星夜参加英语培训班。在今天也是一个展览馆里,是在马路对面的太信矿展览馆里,展出的是我们“反革命集团罪证”的专场。全矿区的中小学生站成长队前来参观“破获反革命集团成果展”就在一刹那间,我们变成了震惊煤城辽源的“反革命集团”。

               徐维关 贾柏青 孙成生

            

 
 

   四人帮垮台后我高兴得发狂!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特别是邓小平复出执政的消息传来时,深夜里我含着热泪,找出来十发雷管,用导线连到无人的地方在矿区鸣放!那惊天动地的巨响,倾吐了我二十年里内心的郁闷。1980年国家科委、煤炭部、四机部联合在辽源矿务局推广计算机环境监测,在全局10万名职工中张榜招贤,我幸运的在13名录取名额中金榜题名。

  我在东北师大数学系全面的进修了电子计算机技术,使我的技能如虎添翼,结业时我以硬件第一名的成绩交了优异的答卷。接下来的科研工作中更是硕果累累,特别在煤矿安全监控领域里,独创出国内一流的矿井监控系统,成为行业内的领头羊。我的才华才刚刚展露,我的专业技能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是这颗还没有升起的新星即将陨落,我不是死在科研第一线,也不是死在敌人的刀口上,而是要死在腐败的狗官手里!我死的可耻,死的轻如鸿毛,我死后也不会瞑目!

  晚上我躺在看守我的临时牢房里,心中无声的诉说着:爸爸妈妈:不孝的儿子要在你们前面先走了!常言说世上最不幸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们这一生受尽了苦难把我抚养长大,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刻苦学习出人头地,彻底改变咱家贫穷的命运。但是我撞上了厄运,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现在已径十分清楚我是无辜的,可是他们派出的外调工作组不是要调查我的真情,而是非要制造一个让所有人都相信的反革命集团,否则他们无法交待,无法向省市领导解释……。如果我被无罪释放,就会牵连到一大批领导干部,会影响一大批人的晋升和提拔。历来公安局是没有错误的,破获并枪毙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不仅公安分局功绩显赫,还会使许多人的仕途变得更为远大。

  夜已很深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已不再气恼,我盘算着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几天,我用专案组准备好用来交代问题的笔和纸,悄悄地写下了遗嘱,并把它藏在了鞋后跟的鞋垫下面,政治犯处决时不会让你留下遗言。我把所有后事都细细地想了一遍之后,沈阳女教师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的场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已经不再怀疑这种践踏法律、灭绝人性的情况会再次出现了,在“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发展到了极至。

  在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公安部的调查人员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可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却说:既然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集团,那就是反革命集团吧。简直比莫须有还要莫须有。按照结论--反革命集团--的要求,去虚构材料,罗织罪名,于是一个精心建构的案件就成为了“事实”。57年反右,也存在着分配指标的怪现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实际上也是先拿结论,再编证据,这本身就是有悖法理的,这与自然科学的假说和猜想绝对不是一回事。

  我想我就这样走了吗?看守我的那个小警察身穿皮大衣,仰卧在床上睡着了,他腰间那把五四式手枪露在外面。我在部队当通信兵装备的就是这种手枪,我熟悉的很,可以蒙上眼睛拆卸机件,我的枪法也很准,每次打靶我都是好成绩。我悄悄的起身走近了那小警察的身边,灯光下那是一副稚嫩的面孔,是一个年龄二十多岁的孩子,我善良的本性又占据了上风,对呀!我也是个无辜的人,我可以轻松地杀死他,十发子弹还可以击毙他七八个看守,可林习武,李建杰那二个恶棍回家了,杀死的将全部是无辜小兵,先不能冲动!现在群众还在不停的为我请愿,专案组的人未必就敢秘密处死我!再说了如果我杀死警察,这个案子将永远不能昭雪,李建杰之类将永远逍遥法外,我爱人和孩子也将受到进一步株连,我不能太自私。 爱人一定在设法营救我! 世界上真有上帝吗? 我相信你一次,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的冤屈,上帝呀!你能保佑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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