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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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45307 (资料图库)
标 题: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 (23110字)
发信人:z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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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



旧北平的无线电修造业大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1927年北京市建立广播电台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一些“洋行”就曾销售过少量电子管收音机和配件。此后,有些私营电料行(销售电灯用具和承接电气安装工程等)开始兼营收音机修理业务,也组装一些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在门市销售。采用的元器件大多为进口或上海产品。随着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以无线电产品制造、修理、销售为主的无线电行逐渐增多。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北平,为了控制广播宣传,规定只能收听550千赫至1500千赫范围(即中波段)以内的广播,并强行推销所谓“协和式”标准型三、四灯收音机。








1944年侵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广播协会收信机工厂,采用日本运来的全套散件,组装三、五灯电子管收音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了华北广播协会收信机工厂,并将其改为北平广播电台附属工厂。起初一段时间曾从上海购置无线电器材组装过少量电子管收音机,后来生产停顿,百余职工靠变卖设备、器材维持生计。1948年改名为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所北平分所。

1946年12月14日,保证责任北平市打磨厂电器生产合作社成立,共有社员20人,共认股数20万股,每股10元(法币),股金总额2000万元。主要业务以无线电器生产为主,并发展其他电器生产,分制造、修理、加工等部。

在此期间,北平的私营无线电行从1945年的三、四十家发展到1949年的100家左右(注:此系当时从业人员回忆提供的数字。据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平津营业处1948年6月调查资料,为46家),从业人员从一百多人增加到二、三百人。这些无线电行规模都很小,除较大的几家拥有一、二十人,具有组装收音机、扩音机的能力外,大部分只有一、二人,主要从事修理业务,还有一部分曾一度以倒卖从美军仓库流散出来的通讯器材为主。从业人员中有一些受过高、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爱好无线电技术而从事无线电行业;有的既搞经营又搞技术,有的只从事技术工作。四明无线电行、中国无线电业商行、天兴无线电通信器材行、亚细亚电业商行、迪新商行、新利乐社等曾生产过150瓦扩音机、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无线电台和手摇发电机等。这些无线电行也接受单台定货,组装各式电子管收音机。四明无线电行等厂商曾秘密地为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平津地区的地下组织提供通讯设备和器材,四明无线电行李纪甫先生曾为此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北京市从事无线电制造和修理的私营企业逐渐增多,专业生产收音机的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的工厂开始出现,无线电工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逐步成长起来。1949年2月2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9年7月大众电机工业社开业,装配收音机经营无线电器材。

1949年7月18日,北京市无线电行业中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北平市打磨厂电器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它是在北平打磨厂电业器材合作社基础上重新注册登记,由12名社员集资组成的,共计投股451股,全部股金折合小米22550斤。主要从事装配和维修收音机等,也生产小电器产品。1951年该社开始成批生产3灯、5灯电子管收音机,曾采用鹦鹉、飞天、博爱等商标,年产量近千台。抗美援朝期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生产小型交流和交直流两用收音机。1955年,该合作社仿效苏联波罗的海牌7灯超外差式收音机制成中苏牌交流五、六灯中短波收音机,最高年产量3000台,至1958年停产时累计生产1万多台。




















1949年1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开始向全国人民广播。为支援北京人民广播器材厂的建设,1950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将上海广播器材修造厂(前身是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总所)、大中华唱片厂等四家电讯工厂搬迁北京。于3月和5月分两批到京。6月1日,组建为北京人民广播器材厂,有23台设备,主要生产收音机、唱片和小功率广播发射机。

1951年大声和燕都无线电商行开业。大声无线电行已开始生产对敌广播的器材——100瓦的电子管扩大器。

1952年北京市私营无线电行增加到181家,从业人员达到四五百人,主要业务是修理收音机,有的制造、销售矿石收音机,几家力量较强的店铺也生产少量电子管收音机和扩音机。此后不少私营无线电行由修理和零星制造转到接受成批定货,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技术水平。北京市的无线电修造业得到了发展。部分技术力量较强的无线电行,如“大声”、“新利”、“中国”、“天兴”等装配了一些通信、音响产品。“新利”、“大声”、“中国”等无线电行曾联合研制了军用扩音机。其中有一种用于抗美援朝前线的250瓦扩音机,体积小、重量轻,即使在扬声器外接导线被炮火打断的情况下,扩音机输出变压器也不会烧毁。还有一种福建前线用的500瓦扩音机,密封防水性好,传声距离远,扬声器号筒直径达3米。这是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试制出来的。此外,还少量生产装配了耳机、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等产品。当时的生产方式很落后,完全是手工操作,零件、元器件主要来自上海,部分为进口产品。

1956年1月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按照全市统一安排,一百多家私营无线电行大体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划归商业系统,专门从事销售和修理业务;一部分划归工业系统,专门从事制造业务。在工业系统中,资本较大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资本较小,很少雇工或不雇工的,雇主和其它从业人员均作为个体劳动者加入所在地区的生产合作社。北京市打磨厂电器生产合作社扩大组成了第一无线电生产合作社;西城区个体经营者组成了第二无线电修理生产合作社、第三无线电修理生产合作社;东城区12户个体经营者组成了第四无线电修理生产合作社。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无线电生产合作社隶属于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无线电生产合作社成立后,生产规模得以扩大,1957年5月改为北京市服务联社电器制造厂(1958年改名为北京市无线电制造厂;1960年接产了清华大学科研成果555型台式模拟计算机以后,即进入了电子计算机行业;1962年7月改名为北京无线电一厂,重点发展计算机;1979年正式定名为北京计算机一厂),主要生产电子管收音机,并正式注册“凤凰牌”商标,收音机产量近万台。第二、 第三、第四无线电修理生产合作社也都生产电子管收音机、扩音机、扬声器等,但收音机年产量只有几百台,扬声器年产量几万只。


























1954年北京电子管厂破土动工,1956年10月15日,验收投产,开始大量提供拇指式小型收信电子管,进一步促进了电子管式收音机的发展。








1956年3月11日大声无线电商行、中国无线电业商行、新利无线电机行、万庆祥铁工厂和华兴铁工厂等27家私营企业(其余商号分别是大众、协立、鑫华、燕都、新和、义和祥、金亭、顺昌隆、首都、亚美、师子高、艺林、广兴、中安、天光、仁溥、宏兴、燕北、光华、小百代、仁纪瑞、富华)成立了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1958年7月改名为地方国营北京无线电器材厂,1959年1月改名为北京电子仪器厂,1964年6月改名为北京无线电厂,1966年将电子仪器车间分出,组建北京电子仪器厂,自此成为生产电子音响产品的专业工厂),公方代表张德有任厂长,私方代表李纪甫任副厂长。隶属于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是北京市第一家专门生产收音机的工厂。








在北京市第三地方工业局的直接关注下,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开始了收音机的正式设计工作,收音机的生产从靠经验、靠模仿为主,开始走上以独立设计为主的道路。同时组织了关键配套元件的设计、试制工作。工厂成立当年主要生产的产品是大声耳机、矿石收音机、舌簧喇叭、变压器,同时也在仿制当时日本的两种型号的电子管收音机,并开始了小批量生产交流5灯超外差式电子管收音机。这种收音机采用5只体积较大的国产电子管,变频管 GT6SA7、中放管GT6SK7,检波和低放管GT6SQ7、功放管 GT6V6、整流管GT5Z4;按5灯电子管标准电路组装,备有拾音插孔,有中波、短波两个波段,能收听国内外各大广播电台的节目,灵敏度与选择性都比较好,外观新颖大方,坚固耐用,音质优美,声音宏亮,110伏和220伏电源均可使用。这种收音机当时被定名为101型,没有商标。1957年三季度101型收音机通过测试,电性能达到二机部十局(电子工业部前身)的部颁标准。











1957年该厂又开发出101型的改进产品511型(出口型号为牡丹牌101-A型)交流5灯电子管收音机。这也是一种中、短波两波段超外差式收音机。该机改用北京电子管厂生产的新型花生式小型玻璃管,体积小巧、效率较高,灯丝电流下降,因而整机耗电量降低到35 瓦。变频管6A2,中放管6K4,检波、自动音量控制低放管 6N2,功率放大管6P1,整流管6Z4。整机电路也是采用较成熟的5灯电子管标准电路。机箱设计也在101型的基础上做了改进。该机于当年在秋季广交会上获得外商好评,首次采用“牡丹”商标(1957年11月为了适应收音机的外贸和内销需要,工厂决定以象征富贵之花的“牡丹”代替原来的五角星装饰作为工厂的产品商标,1958年3月15日经中央工商行政局审定批准使用“牡丹”商标。1961年 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北京电子仪器厂“牡丹”商标题字。“牡丹”牌号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引用唐人“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诗句,鼓励北京无线电行业努力生产、创造名牌的),并定为101-A型,并被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选定为我国出口商品销往东南亚和中、近东国家。成为国产收音机较早出口的产品之一,出口产品的牡丹商标用我国特有的景泰蓝工艺烧制而成。当年出口700台,受到华侨好评。











到1957年,五灯电子管收音机(101型、511型)总产量达到10 406台。1957年8月上旬设计出物美价廉的103型交流三灯一波段再生式收音机并成批投产,在王府井大街15号厂销售部以每台69元出售。





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和一批无线电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揭开了北京市广播收音机生产的新的一页。尽管当时的生产水平还很低,但却是收音机生产从作坊生产走上工厂化生产的开端。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和北京市服务联社电器制造厂生产能力都有较大提高。1957年北京市电子管收音机产量2.7万台。 

1958年,在第一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会上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牡丹牌的许多收音机受到了好评。工厂被当时主管电子工业的国家四机部评为全国三个上游厂之一并获得“品种多进步快”的奖状。

该厂1958年设计生产、1964年加以改进的牡丹牌91l型9管收音机,标志着电子管收音机的设计和生产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牡丹牌911型收音机属于高档机,达到当时我国所规定的收音机特级机标准。该机具有5个波段(1个中波、4个短波),短波频率范围从1.6兆赫至26.2兆赫,超过特级机标准(3.9—18兆赫);采用多抽头电源变压器,可以使用100伏至 245伏、50赫兹或60赫兹交流电源供电;备有拾音器插孔和外接扬声器插孔。选择波段、关闭电源或变换拾音器采用最新式的琴键开关;变换波段的同时刻度盘上的指示灯也相应变换,明显指出所收听的波段。中波采用旋转式磁性天线,方向性强,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短波采用铝箔天线,由于短波段扩展为 4个波段(一般收音机多为一二个波段),所以度盘展宽,便于调谐。全机共9只电子管。变频管6U1是三极七极变频管,比起511型收音机采用的6A2,相当于多了1只三极管。因此用6U1变频,灵敏度高,性能好。为了便于调台,增加了调谐指示管6E1(俗称“猫眼”),在调谐选择电台时,绿色扇形张角最大表示调谐最准确。功率输出采用2只6P14,其中1只通过高音输出变压器推动2只直径130毫米、1只直径165毫米的扬声器,另1只通过低音输出变压器推动1只200毫米的扬声器,额定输出功率6伏安。机内设有高音提升、低音提升电路,可分别用两只电位器来调整音质。刻度盘两边是标有五线谱的指示装置;当高低音调到最丰富时,刻度盘上五线谱所标高、低音符全部变亮。全机通过4只高、中、低扬声器放音,声音逼真、悦耳动听,上市后深受欢迎。从1958年到1964年的四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会上,牡丹牌911型系列收音机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64年911C型收音机在广交会上一次成交224台,壮大了牡丹牌收音机的声誉。





1959年10月,在牡丹牌91l型收音机的基础上设计出牡丹牌 1201型声控电源落地式收音、电唱两用机。该机共用12只电子管、5个波段,收音机部分与911型机基本相同。该机可利用声波启动或关闭电源。在一间25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内,无论在哪个位置上,捏动一只手持式类似小皮球大小的声控遥控器,发出像小鸟的啼叫声,收音机的电源便能启动或关闭。电唱机装有钻石针头,具有4种转速,手动控制。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将这种两用机作为礼品赠送给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和塞古•杜尔(几内亚总统)等外国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也亲自为一些友好国家的元首演示过“牡丹”音响产品。














1960年年初,开始试制牡丹牌1801型十八灯10波段调频调幅立体声分离音箱式特级收音机。

1961年人民大会堂的各个会议厅开始由各个省市规划布置,北京市政府选择用“牡丹”的音响设备来装饰北京厅。为此,工厂专门为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设计生产了牡丹牌6101型收音、录音、电视、电唱四用大型组合机。这台机器比120l机又有很多改进。利用装有电池的遥控讯号发生器,可以对工作的机器放音音量进行遥控,也可以在收听中波广播时,遥控调谐、自动选台。只要按下遥控信号发生器上的“调谐”键,半秒至一秒钟,就可自动改变收听的电台。该机收音部分与911型收音机基本相同,也是有5个波段。所不同的是全机采用立体声放音系统,为此增加了一个左右声道音响平衡的调节旋钮。组合机的电唱机部分是该厂自行开发的,具有自动放片功能,一次可放入18厘米(7英寸)至31厘米(12英寸)不同大小、不同转速的唱片12张。电唱机采用立体声唱头,立体声唱片和普通唱片均可使用。录音机部分是开盘式立体声机,可以录放立体声节目。电视机部分为31厘米黑白电视机,采用电子管电路,这是北京市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组合机中部上方为电视机,中间是收音机调谐、控制部分,下方是存放唱片的多层柜。唱片柜的左侧是录音机柜,右侧是电唱机柜,都有活动柜门。录音机柜和电唱机柜的上方和外侧是大音箱柜,内有高、中、低音扬声器,混响放音效果良好。牡丹音响产品在当年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充分体现了工厂设计开发技术的高水平代表了北京电子工业发展的新成果。





在开发电子管收音机高档机、上水平的同时,该厂也注意到普及型机的发展。1959年8月开发的“牡丹牌”624型(1960年二季度投入生产)及其1963年以后的改进型6204型(包括A、B、C、D型)电子管收音机是产量最大的系列产品。624型机、6204(A、B)型机比511型机增加了一个调谐指示管6E1,增加了一个短波波段,额定输出功率由0.5伏安增加到1伏安。6204(C、D)型机,变频管改用6Ul,采用中波磁性天线和短波铝箔天线,提高了灵敏度和选择性;扬声器盆径由130毫米换为165毫米,改善了音质。1964年8月,在第四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会上, 6204C型电子管收音机以其优异的设计、精湛的工艺、新颖的造型、细腻的加工和优良的电声性能,得分最高获质量评比一等奖,6204D型机获音质评比第一名。




















1958年“大跃进”时期,街道工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不少企业开始生产电子元件,特别是在1960年“大办无线电”高潮中,许多街道公社厂转向无线电行业,各城区也成立了一批无线电整机装配厂和配件厂。为了加强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更有效地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组织行业内部人才交流和协作,实现对无线电行业的统一管理, 1961年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城区区属企业上收,由市属各工业局直接领导。1962年1月1日成立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管理北京市机电工业局所属电子工业企业,北京市地方广播和电子元件工业行业逐步形成。

当时生产电子管收音机的厂家,除了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和北京无线电制造厂外,还有北京市综合仪器厂,崇文电机厂( “百灵”牌),第四无线电生产合作社(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前身,“红叶”牌),西城电机厂(北京电视技术研究所前身),无线电电匣厂(北京广播电视配件一厂前身)等。











北京市的电子管收音机五十年代初开始批量生产,1958年产量最高,1962年后逐步下降。 1965年后只剩下北京无线电厂一家生产电子管收音机,1968年该厂停止生产电子管收音机。北京市电子管收音机生产情况见下表。





正当电子管收音机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之际,北京市又开始了设计、生产第二代产品——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管出现于四十年代末期,而应用到收音机上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收音机从采用电子管到半导体管标志着技术上的飞跃。 北京市研制半导体收音机起步是比较早的。1958年,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中心试验室的技术人员,用日本的半导体管和该室制造的元件,试制出北京市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并在首都地方工业生产跃进汇报展览会上展出。同年5月8日的《北京日报》、5月12日的《人民日报》都为此发表消息,同时刊登了这台能托在手上的收音机的照片。同年7月,在这个中心试验室的基础上组建的北京电工研究所,用自制的小型元件和国内(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研制的半导体管组装出全部采用国产元件的半导体收音机。1960年3月,该所用自制的半导体材料研制成功Д-l、Д-9型锗二极管和Π-6、Π-401型锗三极管,该所还研制出一批小型无线电元件。





1958年11月6日,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试制成功七管半导体收音机。至1962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在该厂召开专业会议时,该厂已有六种半导体收音机展出,其中牡丹牌240l型二管单波段来复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通过正样鉴定已转入小批试制,它是该厂的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产品也是北京市第一个批量投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该机采用再生来复式电路,4节1号电池供电,功耗不大于90毫瓦,额定输出功率不少于10毫瓦,只有1个中波段,灵敏度不劣于70毫伏/米,属于最低档的普及机。当年共生产了90台。1963年又推出牡丹牌3401型3管收音机。与此同时北京无线电仪器厂(1962年6月由北京崇文电器仪器厂和北京电器厂合并建成,是我国最早生产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测试仪器的专业工厂)也试制生产了百灵牌2-62-l型两管机,4-62-1型4管机,也都是低档普及机,其中4-62-l型晶体管收音机是一架中波段再生来复式的四管简易型收音机,有台式和手提式两种,可以收听当地及邻近各电台,加用外接天线后,可收听远地电;它的结构轻巧牢固,音质清晰优美。























1963年,为了发展北京的电子元件工业,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东郊火葬场场地划归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筹建有空调设备、适合电子元件生产的“元件楼”,面积为5600平方米。 1965年后无线电电容器厂、无线电电阻厂、无线电插接元件厂等先后搬进“元件楼”,形成北京市电子元件的生产基地,具备为年产3万台半导体收音机配套的生产能力。

1963年,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要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北京工业朝着高、精、尖方向发展,北京市委、市政府于1963年12月在市委工业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半导体收音机的试制大会战任务,确定了以整机厂带动元件厂产品的方针。这次会战参照国外样机(日本夏普公司BX327型收音机)试制的国产化8管半导体收音机定名为牡丹牌“8402”型半导体收音机,因此这次大会战也简称为“8402大会战”。市委把“8402大会战”列为北京市工业战线上的重点工作之一。大会战是在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市委成立了四人小组(市委书记郑天翔、副市长贾庭三、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王镇武和韩伯平),统一指挥作战,北京市机电工业局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是主力军,所属的北京电子仪器厂承担了样机测试、分析、研究和“8402”收音机总体设计、试制生产的任务;所属的几个元件厂承担了小型元件的试制生产任务。参加大会战的除了无线电联合厂系统之外,有中央直属企业10个,中央研究单位4个,北京市机电局所属厂20个,北京市冶金局、化工局、轻工业局、文化局、民政局、手工业管理局、区工业局、建材局等所属厂21个,街道厂6个,共计61个厂(所),外协项目1070项,协作件109.16万件,其中模具194套,非标准设备54台,外购件63.6万件,外协加工45.54 万件。





在会战工作开展之前,北京电子仪器厂已经做了大量的准确工作,指定邢迪为主设计师,何持今为主工艺师,他们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搜集了大量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技术资料,测试了样机(样件),分析了技术工艺上的难点,提出了会战的初步设想。北京市主管部门还召开专家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选定了机型。

8管半导体收音机会战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样试制阶段(1963年12月至1964年4月),正样试制阶段(1964年5月至7月),小批试制阶段(1964年7月至l0月)。1964年l0月,大会战经过10个月零20天的艰苦奋战,胜利结束。

9月22日第四机械工业部正式批准牡丹“8402”半导体收音机设计定型。按预期日标,“十.一”投放市场1000台向国庆15周年献礼,每台售价156元,一销而空。设计完成一个月以后生产定型一条流水线每天产量达到300——400台。牡丹牌8402型机当年生产近3000台。1965年生产1.5万台,1966年达到2.5万台。随着批量的扩大,成本逐步下降,由最初每台亏损20元,转为盈利。由于坚持“质量第一”和“高标准,严要求”,收音机性能达到了当时国外同类机的水平。1964年11月5日——13日周总理率我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时,通过外交部,由四机部检测后近百台牡丹牌8402型收音机分装礼品盒,运往莫斯科,分送给参加庆祝活动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

1964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以《半导体收音机的诞生》为题发表了专题报道。在北京电子工业发展史上,“8402大会战”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设计的牡丹牌8402型半导体收音机,与国外样机相比,不仅从外型结构上有许多变化,在电路上也做了改进,立足于国内配套。全机采用8只三极管、1只二极管,共用电子元器件100余件,都是北京生产的。由于采用小型元件,整机体积为157×96×47立方毫米,只有3个烟盒大,外壳有朱红、深灰、浅咖啡三种颜色,外面包有一个皮套,用4节5号电池供电,可以收听中短波电台节目。











协作厂、所的大力协同,尤其是元器件厂的紧密配合,有力地支持了半导体收音机的试制和投产。会战中元器件和整机同时试制,元器件厂与整机厂相互配合,一起开发新型元器件,根据整机试制的需要,及时反馈加以改进。在配套所需的 26种新型、小型元件中,热敏电阻器、小型电位器、涤纶电容器、小型波段开关、小型耳机及插头座、57mm内磁式扬声器等,都是国内首次生产。元器件的及时提供,保证了会战的进度,会战也促进了元器件的发展。北京地方电子工业开始形成一个从元器件到整机,从技术开发到批量生产的协作配套系统,并锻炼和培养了一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电子工业技术骨干队伍。

“8402大会战”的胜利,元件楼的竣工投产,加快了北京市收音机生产向半导体化转变的步伐,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配套能力的生产体系。1965年北京市又组织了 “三机一表” (指小型晶体管数字计算机、中型模拟计算机、一级全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高精度晶体管数字电压表)会战,北京无线电厂在完成8402型8管半导体收音机试制的基础上,又投入到试制全波段一级半导体收音机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试制高级收音机难度很大,北京无线电厂仅用一年时间,于1965年底试制出全波段一级半导体收音机合格样机。“三机一表”会战的其它项目也都如期完成。





1966年前,北京有4家工厂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牌,有五、六个品种,产量最大;北京无线电仪器厂生产的“百灵”牌,有6个品种,包括7管机7631、7652等;北苑微型通讯器材实验厂(市公安局所属工厂)生产的“东风”牌,以普及型机为主,也曾生产过6 管机(1966年后停产);五路居机电修造厂(1960年4月由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家属组建起来的生产民用五金杂品的加工厂, 1966年改名为五路居无线电厂,1969年5月改名为北京市朝阳区无线电厂,1979年4月改名为北京朝阳无线电厂)生产的“百灵”牌,1962年开始生产矿石收音机,1964年开始生产半导体两管收音机, 1965年,试生产四管来复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1966年开始生产,当年产量1.2万台,1968年产量达到4.1万台,商标改为“葵花牌”。

















1966年后,在工业生产“电子中心论”的影响下,各城区、街道相继成立了一批电子工业企业。在大上电子工业的浪潮中又有一批企业先后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

1969年北京市东方红无线电厂(1969年3月由北京市特艺公司烧瓷厂、雕漆厂收音机车间和北京玉器二厂等合并组成,1970年改名为北京市东风无线电一厂,1979 年改名为北京东风无线电厂)成立,先后生产过“红音”牌、“东方红”牌、“寰(环)球”牌半导体收音机。由唐其锐主设计师设计的寰球牌711型袖珍半导体收音机在1973年第五届全国收音机质量评比中获得同类机第一名。























北京东方红无线电二厂(1969年9月由宣武誊印厂与东城烫腊厂合并组成,1971年7月与北京市无线电元件九厂合并为北京东风无线电二厂,1973年改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成为电视机